接下来的三个月，失败成了常态。第 7 版因为导线交叉过多，产生了严重的电磁干扰，信号失真率超过 30%；第 15 版为了压缩面积，把功率管和信号管挤在一起，高温让晶体管参数漂移；第 23 版尝试了双层布线，却因为工艺不过关，两层之间的绝缘层被击穿。
每次失败都伴随着争论。负责电源设计的老周坚持要保留足够的安全距离：“0.5 毫米是底线，再窄就是拿人命开玩笑。” 他的依据是 1962 年《元件耐受标准》里的安全规范，手指在 “导线间距与电压关系表” 上重重敲击。
小李却觉得必须冒险。他在测绘第 28 版线路板时，发现只要把某段信号线的走向从直角改成 45 度，就能节省 15% 的空间。“规范是死的，战场是活的。” 他拿着量角器比划，“1962 年的设备不用上装甲车，现在的环境不一样了。”
最激烈的冲突发生在第 32 次尝试后。那版线路板在实验室测试中表现完美，体积缩减了 75%，各项参数达标。但在装车测试时，装甲车的振动让某根细导线断裂，整个系统瘫痪。王参谋在现场发了火：“你们在实验室里算得再精，抗不住颠簸有什么用？”
他带来的战场数据更刺眼：过去五年，因线路板故障导致的设备失效中，38% 是振动引起的导线断裂，27% 是高温导致的绝缘老化。“缩减体积不能以牺牲可靠性为代价。” 王参谋把报告甩在桌上，“第 32 版，报废。”
那天晚上，绘图室的灯亮到天明。小李把 32 版的图纸铺在地上，用红笔标注出所有可能在振动中出问题的导线，发现它们都集中在没有固定点的区域。“我们光顾着缩小，忘了加固。” 他喃喃自语，从工具箱里翻出细铜丝，试着在图纸上模拟导线的固定方式。
老周在一旁看着，突然说：“或许可以借鉴航空线路的做法。” 他想起 1958 年参与过的飞机电台维修，那些导线都用卡子分段固定，“每隔 2 厘米加个固定点，既能抗振动，又不占太多空间。” 这个建议让争吵了三个月的两人第一次达成共识。
第 36 次尝试融合了这些教训：导线走向尽量采用 45 度角，关键位置增加固定点，功率区和信号区分开布局。当它通过实验室测试时，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 体积缩减 78%，距离 80% 只差一步。但在高低温循环测试中，某个拐角处的焊盘脱落，再次失败。
“就差 2%。” 小李把焊盘的显微照片贴在墙上，旁边是 36 次失败的原因分析。老张数了数，墙上已经贴满了 72 张照片，每张都标着日期和故障类型。他从口袋里掏出半包烟，却想起车间禁烟的规定，又塞了回去：“明天，第 37 次。”
三、第 37 次的突破：在绝望中找到的路径
1966 年 9 月初，第 37 次布线的准备工作开始了。小李和老周把前 36 次的失败案例编成手册，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份，上面用不同颜色标注着 “禁止布线区”“高危拐角”“必须固定点”。绘图室的墙上贴满了线路板的剖面图，像一张复杂的战场地图。
突破口来自一个意外发现。小李在整理 1962 年核爆设备的图纸时，注意到其线路板上的导线采用了 “树枝状” 布局 —— 从主电路向四周延伸，避免交叉。“我们之前太在意紧凑，反而把线路绕乱了。” 他在黑板上画下树枝的形状，“主干粗一点，分支细一点，自然就省空间。”
老周则提出了 “分层优先级” 的思路：把电源线、信号线、地线按重要性分层，电源线最粗，走最外侧；信号线次之，走中间；地线最细，沿着边缘走。“就像城市里的主干道、次干道和小巷。” 他用圆规在图纸上画出三个同心圆，“各司其职，互不干扰。”
第 37 版的布线图就这样在争论中逐渐成形。为了缩减最后的 2%，他们做了三个关键改动：将功率管的散热片与金属外壳相连，省去单独的散热通道，节省 0.03 立方米；把高频信号线改成双绞线，减少线间干扰，线距从 0.5 毫米缩减到 0.3 毫米；在拐角处采用圆弧过渡，代替直角，既减少应力集中，又缩小了占用面积。
“这太冒险了。” 负责工艺的师傅看着图纸直摇头，0.3 毫米的线距已经超出了当时蚀刻工艺的精度极限，“工厂的设备最多做到 0.4 毫米，再窄就保证不了一致性。” 他拿出报废的线路板，上面有多处因蚀刻不均导致的导线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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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李带着图纸跑到上海某电子厂，那里有一台进口的精密蚀刻机。老师傅们围着图纸研究了两天，提出用 “分步蚀刻” 的方法：先刻出 0.4 毫米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