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常困于执念，正如荀子所言：“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多少人明知行径有亏，却因虚荣、贪婪或怯懦而执迷不悟？西晋石崇富可敌国，却以奢靡为傲，与王恺斗富时“以蜡代薪”“碎珊瑚树”，终致“八王之乱”中身死族灭。他并非不知奢靡之非义，只是沉溺于浮华幻象，将“速已”二字抛诸脑后。反观东汉杨震，深夜拒受重金，以“天知、神知、我知、子知”明志，正是因他看清了“不义之财”背后的深渊。所谓“知非”，不是事后诸葛亮的懊悔，而是当局者清的清醒——如孟子所言“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能守住这颗本心，方能在诱惑面前保持澄明。
唐人元稹曾写“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初为悼亡之作，细品却暗含对“知非”的隐喻：见过沧海的辽阔，便不会留恋溪流的浅狭；识得巫山的云蒸霞蔚，便不会困于雾霭的迷蒙。北宋名臣范仲淹幼年丧父，寄身寺庙苦读，一度为粥食短缺而困扰。当他发现同窗暗中接济，并未心安理得接受，反而反思：“吾方苦学，安可受此馈赠？”遂婉言谢绝，以更刻苦的劳作换取衣食。这份“知非”的明悟，让他在日后官居相位时，始终坚守“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道义，从未因权势而迷失。
知非易，速已难。正如王阳明所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明知非义却瞻前顾后，恰如临崖而不勒马，终会坠入深渊。明末洪承畴，本是抗清名将，却在松山战败后降清。他并非不知“忠君爱国”的大义，只是在生死关头选择了苟活，终成历史上的“贰臣”。而南宋文天祥，同样身陷囹圄，面对元军“万户侯”的诱惑，却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明志，用生命践行了“速已”的决绝——他深知投降之非义，便以死相拒，断了所有退路。
古人云：“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西汉朱买臣早年家贫，靠砍柴为生，妻子嫌其贫贱而离去。后来朱买臣官至太守，衣锦还乡时，前妻跪求复合，他却取水泼地：“若能收此水，便可复婚。”这并非绝情，而是深知破镜难圆的“速已”——过去的纠葛早已背离道义，与其纠缠不休，不如当机立断。这份勇气，正如郑板桥笔下“删繁就简三秋树”的通透，剔除冗余，方能见风骨。
东晋陶渊明更堪称“速已”的典范。他任彭泽县令时，不愿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当即挂印而去，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佳话。他在《归去来兮辞》中写道：“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份“即日解绶去职”的果断，正是对“速已”最好的诠释。反观近代汪精卫，早年曾是“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革命志士，却在抗战中沦为汉奸，明知卖国非义，却因权欲熏心而步步沉沦，终成千古罪人。两相对比，可知“速已”之勇，不在于力拔山兮的豪情，而在于悬崖勒马的决绝。
人生如棋，落子无悔，但真正的智者，从不会因一着错而满盘皆输。孔子周游列国时，曾在陈国绝粮，弟子子路愠怒：“君子亦有穷乎？”孔子答：“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这份“固穷”，正是在困厄中坚守道义、知非不犯的操守。明代海瑞，抬棺死谏嘉靖帝，痛陈朝政弊端，明知此举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却坚信“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并非不知进退，而是深知“缄默”即是非义，唯有发声，方能守住为官的底线。
历史的长河中，这样的身影从未缺席。屈原被流放而作《离骚》，明言“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以死明志，是对“非义”的终极反抗；林则徐虎门销烟，面对列强威胁，毅然“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以行动践行“速已”的担当。他们的生命如流星般璀璨，正因在关键时刻守住了“知非即止”的底线——这底线，是道义的堤坝，是人格的脊梁。
反观当下，多少人在名利场中迷失：商家明知伪劣产品害人，却为暴利持续生产；学者明知抄袭非义，却为职称铤而走险；官员明知贪腐不可为，却在诱惑中步步沉沦。他们并非不知是非，只是少了“速已”的勇气，最终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正如《菜根谭》所言：“处世不退一步处，如飞蛾投烛，羝羊触藩，如何安乐？”
孟子的“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穿越千年风云，依然振聋发聩。它告诉我们：人生的智慧，不在于永不犯错，而在于错时能改；人生的勇气，不在于一往无前，而在于该停时能停。愿我们都能如古之君子，以知非之明洞察迷雾，以速已之勇斩断错途，在世事浮沉中守住本心。如此，方能在蓦然回首时，坦然笑对“也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