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面对"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的外交条件，太后怒曰："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此时的朝堂，已沦为情绪的战场。大臣强谏的逻辑看似无懈可击——"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却恰恰触碰了母亲护子的情感禁区。正如《礼记》所言："爱之深，责之切"，而当爱之切遭遇强之谏，唯有对抗一途。
触龙的出场，却颠覆了所有预期。他"入而徐趋，至而自谢"，不谈国事，先言私情："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窃自恕，而恐太后玉体之有所郄也，故愿望见太后。"寥寥数语，将一位老者对另一位老者的关怀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以己之老，感彼之老"的共情，瞬间瓦解了太后的心理防线。《诗经·小雅》有云："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触龙以"病足徐趋"的姿态，与太后"恃辇而行少益嗜食"的衰老之态形成共鸣，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微妙氛围中，将"唾其面"的愤怒转化为"色稍解"的缓和。
更精妙的是触龙对"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深刻诠释。他不谈长安君的责任，先讲自己的私心："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爱怜之，愿令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没死以闻。"这种"爱少子"的坦诚，与太后"妇人异甚"的爱子之心产生强烈共振。当太后笑曰"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触龙顺势而进："甚于妇人。"看似夸张的对比，实则在嬉笑间完成了情感的深度连接。正如苏轼在《晁错论》中所言："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触龙正是在看似闲聊的家常中，悄然消解了太后的戒备之心，为后续的劝谏铺就了情感的基石。
沟通的至高境界，是让对方在自我觉醒中接受观点。触龙深谙此道，他从不直言"长安君当为质"，而是以"燕后贤于长安君"的比较，让太后自悟"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道理。他问太后："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念悲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岂非计久长，有子孙相继为王也哉？"
这番话看似在赞美太后对燕后的深谋远虑，实则暗藏对长安君处境的忧虑。燕后远嫁燕国，虽有离别之痛，却能"有子孙相继为王"；而长安君"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一旦"山陵崩"，何以自托于赵？触龙没有直接点破，却让太后在对燕后的回忆中，自然联想到长安君的未来。这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迂回，恰如《孙子兵法》所言："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触龙以"远"（燕后）说"近"（长安君），以"彼"（燕后之事）喻"此"（长安君之危），让道理在叙事中自然流淌。
为了强化说服力，触龙进一步援引历史典故："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王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者乎？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一连串的反问，如重锤敲醒梦中人。他列举"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的历史规律，将长安君的个人命运与赵国的兴衰紧密相连。正如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感叹："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触龙以历史为镜，让太后明白：庇护不等于真爱，放手方是担当。当太后顿悟"诺，恣君之所使之"时，触龙的劝谏已不是说服，而是引导太后完成了一次自我觉醒。
这种"以史为鉴"的说服策略，在历史上屡见不鲜。邹忌讽齐王纳谏，以"吾孰与徐公美"的家事类比国事；诸葛亮劝刘禅亲贤远佞，在《出师表》中列举"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的历史教训。他们都深谙"道不远人"的道理，将抽象的道理融入具体的叙事，让听者在共情中理解，在反思中接纳。
赵太后的转变，本质上是"小爱"与"大爱"的权衡，是"眼前之安"与"长远之利"的抉择。当触龙提出"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的诘问时，他揭示的不仅是长安君的个人危机，更是赵国的潜在隐患。正如《左传》所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若亡，何谈王子的富贵？
这种权衡之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往往决定着国家的命运。春秋时期，烛之武退秦师，以"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的利害分析，让秦穆公明白"攻郑"与"存郑"的利弊；战国时，苏秦合纵，以"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诸侯之卒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