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灰蒙蒙的，云层压得很低，但不是北方的干冷，而是一种湿漉漉的、黏在皮肤上的冷。气温零下二十六摄氏度，湿度百分之八十八，北风二级。心杏城位于浙江区中部，没有北方那种干裂的冷，空气中带着水汽，冷起来比北方更难受。街道上的石板被冻得发白，缝隙里积着薄冰，踩上去嘎吱作响。行人缩着脖子匆匆赶路，呵出的白气在潮湿的空气中久久不散。
心杏城不大，但很精致。白墙黑瓦，小桥流水，典型的江南水乡格局。只是河面上结了冰，乌篷船冻在岸边，船工们躲在舱里烤火。城中有几条主街，纵横交错，巷子窄而深，两侧是高高的封火墙，墙头探出几枝枯梅，在灰蒙蒙的天光下显得格外清冷。
城南有一条巷子，叫柳叶巷。巷子不宽，只能容两个人并排。两侧是民居，木门斑驳，石阶上长着青苔，冻得发硬。巷子尽头是一栋两层小楼，白墙黑瓦，窗户紧闭。这是心蓝的家。
心蓝，二十二岁，在心杏城最大的布庄做账房。她父母早亡，一个人住在这栋小楼里，日子过得简单而孤独。她每天清晨出门，穿过柳叶巷，走过两条主街，到布庄上班。傍晚原路返回，偶尔在巷口的馄饨摊吃一碗馄饨。她不知道的是，有一双眼睛，已经盯了她很久。
城北有一片老旧的居民区，房子密密匝匝，巷子窄得只能过一个人。天一阳住在这里，无业，独居。他的房子是一间逼仄的单间，窗户朝北，窗外是一小片荒地，长满枯草，荒地后面是一片小树林。
天一阳站在窗前，手里拿着一个本子，封皮已经磨得发白。他翻到其中一页，上面画满了线和箭头。那是心杏城的地图，每一条街道，每一条巷子，每一个路口，都标得清清楚楚。红笔标的是有人巡逻的主街，蓝笔标的是行人稀少的小巷，黑笔标的是死胡同和废弃房屋。他用不同颜色的墨水标记了不同时间段的人流量——清晨，哪些街道有人；正午，哪些巷子热闹；傍晚，哪些路段会空无一人。他画了将近三百张这样的地图，每一张都是他亲手画的。他花了将近两年时间，把心杏城的每一个角落都刻进了脑子里。
他记得心蓝第一次出现在他视线里的那天，那是公元四年六月，他十四岁。那时候他还不叫天一阳，或者说，还没人注意到他叫什么。他只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少年，总是独来独往，不与任何人说话。那天傍晚，他蹲在城南的石桥上，看桥下的水。水面上漂着几片落叶，慢慢转着圈。心蓝从桥上走过，背着一个布包，脚步轻快。她不知道有人在看她。天一阳抬起头，看着她的背影，记住了她走路的姿势，记住了她头发上那根蓝色发带，记住了她衣角被风吹起的样子。从那天起，他开始跟踪她。
不是每天都跟，而是有规律地、有节奏地跟。每周一两次，从不间断。他记住了她每天出门的时间——清晨卯时三刻。记住了她走哪条路——先穿过柳叶巷，然后右转，走主街，再左转，走一条小巷，到布庄。记住了她会在哪些地方停留——巷口的馄饨摊，每周三傍晚会吃一碗；街角的杂货铺，每五天会买一次盐和油；桥头的花摊，偶尔会买一枝梅花插在瓶里。他记住了她所有的习惯，所有的路线，所有的规律。
他算准了，从他卧室窗户到楼后丛林的精准距离，只有大约三米四。他量过很多次，用步子，用绳子，用木棍。三米四，不到五步。从窗台跳下去，落地，然后钻进丛林，消失在夜色里。他规划好了每一条逃跑路线，从心蓝的家到城外的荒野，每条路他都走过至少十遍。他知道哪些路段有巡逻的士兵，哪些路段没有；他知道哪些巷子有野狗，哪些没有；他知道哪些房子的窗户会在夜里亮灯，哪些不会。
他算准了所有的变量。万事俱备。
天一阳站在窗前，合上本子，闭上眼睛。
他想起数年前，记朝刚成立的那一年，公元一年。那时候他六岁。那个夏天，阳光很好，他蹲在院子里的石头地上，手里拿着一块碎玻璃。玻璃的碎片边缘很锋利，在阳光下闪着光。他用玻璃对准一只蚂蚁，调整角度，让阳光聚焦成一个小小的光点。光点落在蚂蚁身上，蚂蚁开始挣扎，触角疯狂地摆动，身体扭曲，然后冒出一缕细细的烟。他盯着那只蚂蚁，看着它在高温下扭动，看着它的身体慢慢变黑，看着它不再动弹。他的内心毫无波澜。
“阳阳，吃饭了！”母亲的声音从屋里传来。
他没有动，眼睛还盯着那只蚂蚁。母亲的喊声又响了一遍、两遍、三遍。他都听到了，但他没有回答，也没有回头。他只是盯着那只蚂蚁，像是在研究什么深奥的学问。
后来他抓了一只蝴蝶，翅膀是蓝色的，边缘有黑色的纹路。他捏住蝴蝶的翅膀，一片一片地撕下来。他的动作很慢，很仔细，像是在做一件精细的手工。蝴蝶的翅膀很薄，撕的时候会发出细微的撕裂声。他撕下第一片，蝴蝶还在挣扎；撕下第二片，蝴蝶开始发抖；撕下第三片，蝴蝶不再动了。他把没有翅膀的蝴蝶放在石头上，看着它慢慢死去。他只是在想，它还能活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