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代：奠基阶段——沙参应用初现，尚未成核心
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
汉代方剂以“扶阳散寒、祛邪固本”为核心，沙参尚未成为高频药物。《金匮要略》中仅在“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篇提及“咽中如有炙脔”（梅核气）的治疗，虽未直接用沙参，但后世医家推测，其“半夏厚朴汤”针对气滞痰阻，而沙参的“润燥利咽”特性恰可作为后世加减基础（如清代医家在梅核气阴虚证中加沙参）。
特点：此时沙参应用较少，尚未形成系统理论，但其“滋阴”潜力为后世埋下伏笔。
二、唐代：拓展阶段——沙参入方，兼顾补泻
孙思邈（《千金要方》《千金翼方》）
唐代方剂开始重视“滋阴养液”，孙思邈在治疗“肺痿”“虚劳”等证时，首次将沙参与清热、化痰药配伍。如《千金要方·肺痿门》载“沙参汤”（沙参、麦冬、甘草、贝母），用于“肺痿咳嗽，涕唾多，心中温温液液者”，明确沙参“补肺阴、祛痰浊”的双重作用——既补肺之虚，又化肺之痰，避免纯补碍邪。
特点：首次将沙参纳入肺系虚证方剂，确立“补而不滞”的配伍原则，为后世“滋阴兼化痰”提供范例。
三、清代：鼎盛阶段——温病学派推动，沙参成养阴核心
清代温病学派以“顾护阴液”为核心思想，沙参成为治疗温病后期阴虚证的关键药材，代表性名医如下：
1. 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
叶天士是首位系统运用沙参的医家，其医案中沙参出现30余次，覆盖风温、温燥、虚劳等20余种病证，核心思想为“燥邪伤阴，当以甘寒润之”。
- 病证侧重：温病后期“肺胃阴伤”（如“风温后余热未清，肺胃阴伤”）、慢性咳嗽（“久咳伤肺，气阴两虚”）。
- 配伍特色：常与麦冬（“沙参麦冬，甘寒互济，滋阴最速”）、玉竹（“沙参玉竹，润而不腻，清补肺胃”）、川贝母（“沙参配贝母，滋阴兼化痰，治阴虚痰少”）配伍。
- 医案举例：治一“温燥伤肺”患者，症见“干咳无痰，咽干口燥”，予“沙参三钱，麦冬三钱，玉竹二钱，生甘草一钱，梨皮三钱”，3剂后燥象缓解（《临证指南医案·燥门》）。
2. 吴鞠通（《温病条辨》）
吴鞠通在叶天士基础上，将沙参的应用规范化，创立多个以沙参为君药的名方，明确其“养阴润燥”的核心地位。
- 代表方剂：
- 沙参麦冬汤（沙参、麦冬、玉竹、生扁豆、桑叶、甘草、花粉）：治“燥伤肺胃阴分，津液亏损，咽干口渴，干咳少痰”，被后世称为“滋阴润燥第一方”。
- 益胃汤（沙参、麦冬、玉竹、生地、冰糖）：治“阳明温病，胃阴损伤”，强调沙参“补胃阴而不碍胃”的特性（优于生地之滋腻）。
- 理论创新：提出“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沙参药性轻清，恰合“上焦肺阴”的治疗需求，故在肺系阴虚证中不可替代。
3. 王孟英（《温热经纬》《随息居饮食谱》）
王孟英将沙参的应用从临床拓展至食疗，强调“药食同源”的养阴理念。
- 临床应用：在治疗“暑温后期，阴液耗伤”时，用沙参配西瓜翠衣、西洋参，形成“清暑养阴”组合（《温热经纬》）。
- 食疗创新：《随息居饮食谱》载“沙参玉竹老鸭汤”（沙参、玉竹、老鸭），治“阴虚劳热，咳嗽痰少”，将沙参的“药用”与“食养”结合，扩大其应用场景。
四、近现代：深化阶段——结合现代疾病，拓展适应证
近现代名医在继承古法基础上，将沙参用于慢性疾病、肿瘤等新领域，形成个性化经验：
1. 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
张锡纯主张“中西汇通”，认为沙参“性凉而润，能补肺阴，兼能清肺热”，其创新在于将沙参与西药配合，拓宽应用范围。
- 特色用法：治疗“肺结核（肺痨）”时，用沙参配生山药、川贝母（“沙参补肺阴，山药固肺气，贝母化顽痰”），并配合鱼肝油（西药），称“中西合璧，滋阴抗痨更速”。
- 配伍亮点：治“胃阴不足型胃溃疡”，用沙参配白芍、甘草（“沙参润胃，白芍缓急，甘草护膜”），缓解胃痛、口干。
2. 蒲辅周（《蒲辅周医疗经验》）
蒲辅周擅长调理脾胃，强调“养阴不碍脾，补而不滞”，其用沙参的核心是“顾护脾胃功能”。
- 应用特点：治疗“小儿阴虚咳嗽”时，必用沙参配炒扁豆（“沙参滋阴，扁豆健脾，防滋阴碍胃”）；治“更年期综合征（阴虚火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