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年间，《神农本草经》问世，首次将黄芪载入典籍，称其“主痈疽久败疮，排脓止痛，大风癞疾，五痔，鼠瘘”，虽未明言补气之能，却已收录陇原民间“黄芪治疮”的实践。彼时，陇西成纪（今静宁）有医者淳于意，师从公乘阳庆，善用黄芪治“虚劳”。
一日，有驿卒常年奔波，下肢生疮，溃后脓水清稀，久不愈合，伴乏力自汗。淳于意诊其脉虚缓，曰：“此劳伤气血，疮疡失养，如箭杆锈蚀，需补其力方能复锐。”遂取陇西黄芪五两，配当归二两，煮酒温服。黄芪补气以生肌，当归活血以濡疮，半月后脓水变稠，三月竟收口如初。他在“诊籍”中记：“黄芪得陇东黄土之气，补力胜他处，治虚疮如添薪助火，速能收效。”
东汉张仲景着《伤寒杂病论》，创“黄芪桂枝五物汤”，治“血痹”——症见肢体麻木，肌肤不仁，脉微而涩。陇西一老妇患此证多年，天阴则手足拘挛，仲景嘱其用黄芪配桂枝、白芍、生姜、大枣：黄芪补气以行血，桂枝温通以散寒，白芍养血以柔筋，恰合“气行则血行”之理。老妇服十剂，麻木渐消，再以黄芪粥调理，竟能操持家务。后人注解：“此方如神箭破瘀，黄芪为箭杆，桂枝为箭头，直透经络，驱散寒邪。”
魏晋时期，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中补述黄芪“主大风，四肢挛急，膝痛不可屈伸”，实源于陇原民间用黄芪泡酒治风湿的经验。当地药农传有口诀：“黄芪配独活，风湿不用愁；再加杜仲皮，腰膝乐悠悠。”独活祛风胜湿，杜仲补肝肾强筋骨，与黄芪相伍，一补一散，一攻一守，恰合“七情”中“相使”之道。
此时，黄芪“补气固表”之功虽未被典籍详释，但其在经方中的应用，已将陇原民间实践升华为理论指导，如神箭入鞘，虽未全露锋芒，却已暗藏破敌之力。
第六卷·名医悟道，活用其性
唐代孙思邈居终南山，曾亲赴陇西考察黄芪，见当地牧民用“黄芪防风汤”治羊癫风（绵羊气虚抽搐），深受启发。归后遇一患儿，惊风后神疲乏力，时时抽搐，舌淡苔白，脉虚细。众医皆用重镇安神药，思邈独曰：“此非邪盛，乃气虚不能固摄，如箭杆无力，难控箭羽。”
遂仿牧人之法，以黄芪为君，配防风、白术、党参，煎汤灌服。黄芪补气以固神，防风祛风以定搐，白术健脾以生气，三剂后患儿抽搐止，精神振。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叹：“陇西黄芪，补而能行，温而不燥，如良将统兵，既能守营，又能破阵。”
北宋钱乙创“六味地黄丸”，却也善用黄芪治小儿“五软”（头软、项软、手足软、肌肉软、口软）。有陇西小儿，周岁不能抬头，肌瘦乏力，钱乙诊其为“脾虚气弱”，用黄芪配人参、茯苓、白术（四君子汤加黄芪），每日煎汁喂服。半年后，小儿颈能竖，手能握，乡邻皆称“神箭草真能扶起软骨头”。
金元时期，李东垣重“脾胃内伤”，视黄芪为“补土圣药”。其治一吏部官员，因久坐案牍，脘腹胀满，食后即泻，气短懒言。东垣曰：“此久坐伤气，脾阳不升，如箭杆受潮，难展其劲。”用补中益气汤，黄芪为君，升麻、柴胡为引，使清气升而浊阴降。官员服月余，诸症皆消，叹曰：“黄芪之力，竟能托举下陷之气，如神箭归弦，重焕锋芒。”
朱丹溪则另辟蹊径，用黄芪治“阴虚夹气虚”之证。有富家女，素体瘦弱，又患咳嗽，痰少而粘，气短乏力。丹溪以黄芪配知母，黄芪补其气虚，知母清其肺热，竟收奇效。他注解：“黄芪性温，得知母之凉则温而不烈；知母性寒，得黄芪之温则寒而不凝，如箭杆配箭囊，刚柔相济。”
第七卷·道地争辉，炮制存真
明代李时珍为辨黄芪道地，亲赴陇西、山西、四川等地考察，在《本草纲目》中明言：“黄芪，陇西者上，山西次之，四川者下。”他发现陇西黄芪“根长二三尺，皮黄肉白，断面如金井玉栏（中心黄白，边缘金黄），嚼之甘美，余味绵长”，实因当地“黄土层厚，四季分明，春多风，夏多雨，秋多晴，冬多雪”，五运六气调和，故黄芪得“土之精、金之气、火之温”，补力独胜。
此时，陇西已形成“三季采制”古法：春采苗，阴干后治感冒初起；夏采花，焙干后泡茶治气虚失眠；秋采根，分等级炮制——生黄芪切片晒干，能固表止汗，如箭在弦，引而不发；蜜炙黄芪（以陇西蜂蜜拌匀炒至微黄），能补中益气，如箭离弦，力透脏腑；酒炙黄芪（用当地高粱酒喷淋炒干），能升阳举陷，如箭上弦，直冲巅顶。
清代《陇右农书》详载黄芪种植“三忌”：忌连作（防土气耗竭），忌湿地（防根腐气泄），忌与芥菜同栽（芥菜辛烈，与黄芪“相恶”）。药农还总结“看天采收”之法：“霜降后，择晴天掘根，此时地冻未坚，根气未散，如收弓藏箭，气力不失；若遇雨天采收，则根皮易破，气泄力减，如箭杆受潮，难成利器。”
时有晋商在陇西设“黄芪行”，专收优质黄芪运往京城，称“陇芪”，与“北口芪”（山西）、“绵芪”（四川）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