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琴（彭玉麟字雪琴）……你们来了……”曾国藩睁开浑浊的眼，挣扎着想坐直些，声音细若游丝。
“涤帅！”彭玉麟抢步上前，单膝跪倒在躺椅前，虎目含泪，声音因激动而颤抖，“您……您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天津的事，我们都听说了！朝廷……朝廷这是过河拆桥！是卸磨杀驴！您为朝廷流血流汗，荡平发捻（指太平军、捻军），挽狂澜于既倒！如今……如今竟被那些清流腐儒，被那些红毛鬼子，逼到如此境地！还要背上这千古骂名！我们……我们替您不值啊！”
“是啊，大帅！”另一位老将也激动地开口，拳头紧握，“王三槐那帮暴徒，杀洋人烧教堂，固然有他们的由头！可杀官差、害教士，按律当诛！朝廷处置，您何错之有？为何要将这盆脏水全泼在您头上？让您来担这‘卖国’的骂名？李鸿章……李鸿章他倒是捡了个现成！他凭什么？！”
“凭什么？”旁边一个脾气火爆的将领猛地一拍茶几，震得茶盏叮当作响，茶水泼溅出来，“就凭他手里有淮军！就凭他会巴结那些洋人！就凭朝廷现在要用他去和稀泥！涤帅，我们咽不下这口气！湘军上下，几十万兄弟，都替您憋屈！”
群情激愤，书房里充满了悲愤与不平之气。
这些曾经在战场上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将领，此刻却像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围在他们精神领袖的病榻前，发出不甘的怒吼。
曾国藩静静地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那浑浊的眼底，翻涌着极其复杂的情绪——有痛楚，有悲凉，有理解，更有一种洞穿世事的疲惫。
他缓缓抬起枯瘦的手，微微向下压了压。
室内瞬间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脸上。
“咳咳……”又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待喘息稍定，他才艰难地开口，声音微弱却异常清晰：“雪琴……诸位兄弟……你们的心意……我懂。”他顿了顿，仿佛在积蓄力量，“骂名……骂名……我曾国藩，这一生……毁誉参半，还少么？‘曾剃头’……这绰号好听么？”
他嘴角又扯起那抹苦涩的自嘲：“天津……是一锅滚油……洋人架着火，暴民添着柴，朝廷……朝廷要的是锅不炸开……谁坐在锅盖上，谁就得被烫得皮开肉绽……咳咳……我老了……坐不住了……少荃他……正值盛年……他……坐得住……”
他的目光缓缓扫过一张张熟悉而激愤的面孔，那眼神带着一种近乎悲悯的穿透力：“湘军……是我们一手带出来的……是国家的干城……不是……不是我们几个人的私兵……更不是……用来赌气的筹码……朝廷要用淮军……就让他用……只要……只要能保住这江山社稷……咳咳咳……”
剧烈的咳嗽再次袭来，打断了他的话。他痛苦地蜷缩着，侍从慌忙上前替他抚背顺气。
彭玉麟等人看着大帅痛苦的模样，紧握的拳头无力地松开，眼中的怒火被深切的悲痛和无力感所取代。
他们明白了大帅的意思——大局为重，忍辱负重，不可意气用事，更不可因私愤而动摇国本。
这道理冰冷而残酷，像一把钝刀子，割在每个人的心上。
彭玉麟猛地抓起旁边茶几上一只青花瓷茶盏，看也不看，狠狠掼在地上！
“啪嚓——！”
清脆的碎裂声在死寂的书房里显得格外刺耳，瓷片和茶水四溅。
他虎目含泪，望着咳喘不止的曾国藩，喉头哽咽，最终只从牙缝里迸出几个字：“憋屈！……真他娘的……憋屈啊！”
这声怒骂，道尽了所有湘军旧将的心声，也像一声丧钟，敲响了湘军集团作为一股决定性政治军事力量的最后黄昏。
书房内，只剩下曾国藩压抑的咳嗽声和一片令人窒息的、英雄末路的悲凉。
沉重的木箱被粗大的绳索吊着，在码头苦力们低沉而整齐的号子声中，晃晃悠悠地从官船上卸下，重重地落在天津港粗糙的石板地面上。
箱盖并未完全封死，随着撞击，箱盖微微错开了一条缝隙。
刺目的白光从缝隙中倾泻而出，照亮了箱内——那是码放得整整齐齐、崭新锃亮的五十两一锭的官银！
银锭特有的、冰冷而沉重的光泽，在阳光下反射着炫目的、近乎妖异的光芒。
一箱，又一箱。整整二十五万两白银，被搬运上停泊在码头旁、悬挂着三色旗的法国商船“高卢人”号。
沉重的银箱压得商船的吃水线明显下沉。空气中弥漫着海腥味、汗味，以及一种无形的、令人作呕的铜臭与屈辱混合的气息。
法国领事丰大业站在码头栈桥的阴凉处，手里端着一杯猩红的波尔多红酒，姿态优雅。
他冷漠地看着眼前蚂蚁般搬运银箱的清国苦力，看着那些象征着巨额赔偿的金属，嘴角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属于胜利者的矜持笑意。阳光照在他笔挺的外交官礼服上，反射出冰冷的光泽。他偶尔与身旁的副官低声交谈几句，语气轻松，仿佛在谈论一场愉快的交易，而非一笔染血的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