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陵提婆王对农业的重视，丝毫不亚于文教与军事。梵州虽有恒河滋养，却因耕作技术落后，常有“丰年少、歉岁多”的困境。尤其是恒河下游的沼泽地，常年积水，无法耕种，百姓只能望着沃土叹惜。他在给李承乾的奏报中写道：“臣观大唐农桑兴旺，亩产远超梵州，恳请陛下派遣农官，传梯田、圩田之术，使恒河两岸皆成粮仓。”
李承乾阅后，当即从司农寺选派三名资深农官——擅长梯田开垦的赵德、精于圩田修筑的钱丰、通晓作物轮作的孙耘，命他们携带曲辕犁、龙骨水车等农具模型，以及稻麦良种，随使团赴梵州。临行前，李承乾特意嘱咐：“农事要因地制宜，不可照搬唐法。你们要细看梵州的土壤、气候，改良农具，适配作物，让天竺百姓学得会、用得上。”
农官们抵达梵州后，那陵提婆王亲自陪同他们考察土地。赵德站在恒河下游的沼泽边，望着成片的芦苇，对那陵提婆王道：“此地虽积水，却土质肥沃，只需筑堤排水，便可改造成圩田。就像大唐江南的太湖流域，圩田亩产可比旱地高五成。”钱丰则指着两侧的丘陵：“这些山地可开梯田，沿山势层层而上，既能保水，又能增产，适合种植粟米。”
那陵提婆王大喜，当即征调民夫，由农官们指导施工。修筑圩田时，赵德教百姓用“分层筑堤法”——先铺芦苇，再压黏土，最后覆沙土，这样的堤坝既能防渗漏，又能抵御洪水。开垦梯田时，钱丰则引入大唐的“石埂技术”，用当地的青石砌埂，比天竺传统的土埂坚固十倍。百姓们起初不信“石头能挡水”，待看到暴雨后石埂梯田滴水不漏，而传统土埂早已冲垮，不由得对唐官的技艺啧啧称奇。
最费心思的是农具改良。孙耘发现，梵州的土壤黏性大，唐式曲辕犁拉起来费力，且当地多水牛，与中原的黄牛力道不同。他便与当地铁匠合作，将犁身缩短，犁尖改成三棱形，还在犁底加了一块耐磨的铁板，制成“梵州犁”。试用那日，一头水牛拉着新犁，一天竟能耕三亩地，比原来用木犁快了两倍，农夫们围着新犁欢呼，当场就请铁匠仿制了百具。
作物种植上的革新，更让梵州百姓大开眼界。孙耘将大唐的“稻麦轮作”制度引入——春季种水稻，秋季种小麦，让土地“不休耕而肥力不减”。他还带来了江南的早稻品种，教百姓“育秧移栽”，比天竺传统的“撒播法”增产三成。有老农夫算了笔账：按唐法耕种，一亩地能收三石稻，比原来多一石半，足够全家吃半年，不由得对着长安方向叩首：“大唐的法子，真是活人的恩呐！”
那陵提婆王见农技推广成效显着，下旨将恒河流域的万亩沼泽改造成圩田，命名为“唐梵圩”，还在田边立碑，刻汉梵双语铭文：“此圩由大唐农官指导修筑，惠及万民，永志不忘。”他还效仿大唐设立“农官”，每县选派十人向唐官学习，学成后回乡指导耕作，这些农官腰间都挂着一枚铜牌，一面刻“劝农”，一面刻梵文“增产”。
梵州的“农技反哺”同样让大唐受益。那陵提婆王深知“来而不往非礼也”，在农官们传授技艺的同时，他也精选了两种作物赠予大唐——一种是天竺的“耐寒青稞”，能在海拔三千米以上的地区生长；另一种是“赤稻”，穗大粒满，抗病性强。他在给李承乾的信中写道：“大唐之术富我恒河，天竺之种亦愿润彼陇右，愿两河共丰，百姓同饱。”
李承乾命司农寺在陇右、吐蕃等地试种。结果令人惊喜：耐寒青稞在青海湖畔长势良好，亩产虽不及小麦，却解决了高寒地区“种啥啥不成”的难题；赤稻在江南试种后，比当地稻种早熟十天，且米粒饱满，煮出的米饭带着自然的香甜。负责试种的农官在奏报中写道：“赤稻适应性强，可在岭南、江南广泛种植，若推广开来，每年可多收百万石粮。”
秋收时节成了检验成果的最佳时刻。梵州的“唐梵圩”里，农夫们用唐式镰刀收割水稻，谷穗沉甸甸压弯了腰，亩产竟达三石五斗，创了梵州历史新高。那陵提婆王特意挑选颗粒饱满的新米，装了百石，派使者送往长安，还附了一封亲笔信：“此米用大唐农具收割、按唐法种植，是唐梵合力的果实，恭请陛下品尝。”
使者抵达长安时，恰逢李承乾在御花园宴请百官。李承乾命内侍将梵州新米煮熟，分赐众臣，笑道：“诸位尝尝这米，是恒河的水灌出来的，却用了渭水的法子种出来的。”百官尝后，都觉米香浓郁，软糯可口，魏徵抚须赞道：“一饭一粥，皆见唐梵同心。这米粒里，既有大唐的智，也有梵州的力，真是难得的珍品。”
李承乾望着碗中晶莹的米粒，忽然对使者道：“烦请转告都督，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