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武松说，杨二这些年应该都在真定府那边厮混，距离榷场不远，极有可能是搭了一伙人行私市勾当。
那么，杨二和潘家会有何瓜葛呢？
“必是有交集的。”许贯忠如是说：“往来宋辽走运私货无非是那几样，茶马，书籍，铁器。杨二那伙人具体不清楚做的甚底买卖，潘家这边茶叶、书籍这两样总是有的。”
“苏学士的作品驰名遐迩，在辽国、高丽等地都广受欢迎。朝廷倒是将大学士的文集列为禁榷，但是禁愈严而传愈广，在辽国、高丽那边可是广为流传。”
王棣愣了愣，还真是不清楚这方面的事情。这算禁止文化输出吗？不应该哪，应当以此为切入点才对。文教同化、思想灌输才是最可怕的侵略手段，兵不血刃便可种族灭绝。
见王棣不解，许贯忠又说了说关于书禁一事。
大宋在对辽贸易中的书禁，以保护自身利益，进而构建出有形的文化疆界事情。
当然准确来说，不只是大宋对其实行书禁，辽国亦对宋朝进行书禁。
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考虑，宋辽都互相以各种方式来禁止本朝书籍外流。
而通过榷场贸易是进行书禁的一个重要途径，当然榷场也可以视为双方合法书籍交流的一个市场，只不过可以交易的书籍仅限于“九经书疏”，其他书籍皆为禁书，不得交易。
榷场交易主要是河北四榷场：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在四大榷场刚刚建立没多久，大宋就开始“书禁”，真宗景德三年九月，朝廷下诏：“民以书籍赴缘边榷场博易者，自非九经书疏，悉禁之。违者案罪，其书没官”。
如果说刚开始的惩罚只是没收书籍的话，那么到了神宗在位时期，为了“书禁”彻底，开始加大惩罚力度。在元丰元年，朝廷再次颁布了禁令：“诸榷场除九经疏外，若卖余书与北客，及诸人私卖与化外人书者，并徒三年，引致者减一等，皆配邻州本城，情重者配千里。许人告捕，给赏”。也就是之前惩罚只是没收书籍，现在改为处三年徒刑，是大大的加大了惩罚力度。
当然除却榷场以外，大宋在其他方面也很重视，对于一切可能流通禁书的环节都加以限制。
诸如想要在根源上杜绝“书禁”问题，屡屡颁布对于民间雕印书籍的禁令，以在源头上控制书籍，来避免“禁书”流于辽国。
许贯忠又举一例：“九月，高丽使臣向我国提出购买《册府元龟》等重要书籍，苏学士便持反对态度，理由是：‘臣闻河北榷场禁出文书，其法甚严，徒以契丹故也，今高丽与契丹何异？’。”
王棣想了想，还真有这印象，“东京时报”似曾发了篇专稿。高丽求购那批书籍时，在朝中引发争议，最后还是经管此事的礼部尚书苏轼拍板定夺：不卖。
为何如此？
许贯忠解释为：“我朝虽然商品经济发达，热衷于对外贸易，以此换来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但并不做书籍生意，反而在各方面禁止书籍流通于外国，当然这并非是文化上的自我封闭，究其原因是出于国家利益考虑，尽量不使书籍流通于外，免得邻国了解太深，方便了我军事行动。”
“当然，辽国也对我国实行书禁，而且更为严厉，有禁书传入中国者皆死之法。”
许贯忠捋捋新蓄的胡须，民族自豪感爆棚：“当然，我国在文化上登峰造极，辽国书禁对我压根没有什么影响，是可有可无。而我朝对辽国书禁，自然对其影响很大，因此所谓互相书禁，实则重点在于我朝防止书籍外流。”
“只不过，禁是禁不了的。小苏学士尝言‘访闻此等文字贩入虏中，其利十倍。人情嗜利，虽重为赏罚，亦不能禁’，可谓是一针见血，十倍利之，岂不令走私者趋之若鹜乎？”
老苏、大苏、小苏，父子兄弟三人俱为天下闻，真是：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
“《论语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还有《三郎文集》可都在禁书之列哦。”许贯忠不无羡慕，自惭形秽倒是没有的，此君可是相当的心胸开阔呢，绝不会与王棣这个妖孽才子比拼才情。
“染墨轩”加快了出版事宜，不日，《孟子集注》也将面世，王棣用作文坛敲门砖的“四书章句集注”很快便能成辑，这也奠定了他在大宋文坛的地位，跻身于当世文学大家之列。
至于“三郎文集”，则是苏过、许五先几个“合伙密谋”的产物，里面收录了王棣的诗词文章，打着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科举三元郎的名头大卖特卖。
话说，王棣身上的名头多，名号也多，诸如“王三郎”、“王初见”、“王三元”之类，响亮的很。而他的书法渐臻大成，被称作“三郎体”，书帖流于市面极少，即便是叫价一千贯一幅，也是有价无市。凡此种种，坐实了他当世年轻第一人的地位。生子当如王三郎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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