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面上厮混的泼皮闲汉大多是无牵无挂的亡命之徒，却也信守承诺，讲究义字当先。
那南城地头蛇唤作石勇，日常只靠放赌为生，异名唤做“石将军”，只会些不入流的拳脚，但下手狠毒，兼之有一身蛮力，与人放对心狠手辣，伤在其手下的泼皮不在少数，在北京城博下了不小的名气。这厮做的营生也是上不得台面的，专在赌坊里放贷，有那输红了眼想扳本的赌徒从他手上借利子钱，利息比当铺的九出十三归还得高上一分……
武松将这些事细细说了一番，显然与石勇、张迪之流是相熟的，说不定还有些交情。
这倒算不上“警匪一家亲”，警察也好，捕快也罢，维护地方秩序的治安人员对辖区内的不法活跃分子当然得熟悉，甚至还需借助这些“扛把子”协助约束街面上的小混混。
武松虽然不曾明言，王棣却也从其话中听出了些别的东西——
武松显然与石勇、张迪的关系非比寻常，由此推引，秦县丞也是与石勇等相识的。恰巧张迪败走潘店，成了潘家“走狗”，这其中与交好潘氏的秦敏学有没有瓜葛？武松可是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那石勇与张迪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大水冲坏了龙王庙……”
石、张缘何成了“一家人”？张迪既为潘氏效力，是否说石勇也是为潘氏卖命？再往下细想，城中那最大的“如意赌坊”莫非也是潘氏的产业，而秦敏学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好似有一根若有若无的丝线将这些事串连在一起，潘家、秦敏学、石勇张迪，或者还有武松，这些人是何关系？武松语焉不详的，是有苦衷还是不甚了了？
这些疑问在王棣脑子里盘旋不去，主线模糊，牵扯不清。
此次出事的便是张迪。
大宋两税按时间分为夏税和秋税。夏税一般征收丝、棉、丝织品、大小麦和钱币；秋税收稻、粟、豆类、草等。
彼时的民户，按照家庭财产或拥有土地的多少，被政府登记为自耕农或者佃农，按照户等缴纳税赋，承担劳役。如果是租种公田(官田)的佃农，那么他们要负担超过收成四成的田租，称为公田之赋。如果是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则要承担以两税为主的民田之赋。
两税本来应在固定地点缴纳，但官府经常强迫纳税人把税物送到指定地点上交，称为支移。这样减少了政府的运输费用，却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各地支移规定不一，如陕西支移曾规定一二等户支移三百里，三四等户支移二百里，五等户支移一百里。不愿意支移的，就得支付道里脚钱。起初税户为了节省运费，在原地把税物换成铜钱带到支移目的地去交税，可在路上还要为铜钱交过税。
道里脚钱成为定制后，如今京西路每斗脚钱高达五十六文，相当于元丰年间的正税数额。除了支移，官府经常按照自身需要，把应缴纳税物，折换成政府需要之物，称为折变。
按规定，折变本来应该按照市场平价折算，但官府总是压低纳税人交的税物价格，抬高折变目的物的价格。包拯曾经说，淮南两浙的发运司命令税户把小麦按照每斗九十四文折为现钱缴纳，比市价高两倍。如京西路将民户应纳的杂钱和盐钱折成小麦缴纳，小麦市价每斗一百二十文，官府按每斗五十三文折变，多得一倍多的小麦。
在折变操作中，官府官吏不按规定明示操作，而且经常多次折变。比如本应纳现钱，官府却要求折变成绢帛，然后再把绢帛折变成丝绵，再把丝绵折为现钱。这样一来，官府收到的钱经过三次翻倍，已经是原来的八倍以上。
大宋民户除了要承担年收成三成的民田之赋，还要承担丁口之赋，也就是人头税，这项税不分主客户，都要缴纳。丁钱数额各地不同，从一百文到七百文，米数斗到一石不等。虽然历代常有减免，但丁钱一直是常态。
此外，大宋还继承了许多唐五代留下的杂税，如南唐时传下来的税苗加三分供军用、盐博绸组、加耗丝绵、户口盐钱、耗脚斗面等十四种杂税，北方的蚕盐钱，以及牛皮、农具、鞋钱、曲引钱等众多杂税。
这种复杂的税收制度，换来的是丰厚的税利，丰年一般在一亿二千万贯左右，荒年也有八千万贯，但却苦了百姓。
大宋是历代少有的政府不抑制兼并、放任土地交易的朝代。而官员士绅有着种种特权可以免除赋税劳役，普通民户则完全不能。由于不抑制土地兼并，又使得大量的土地很快就被集中到了少数人的手中。这些农民虽然失去了土地，但是政府在征税时却是按照他们曾经拥有土地时的征税标准征收，一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本来已经失去了基本的生活基础，又要缴税，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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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华夏史上税赋最高的大宋赋税制，王棣亦是无力吐槽，事实上，征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