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目繁多的赋税和徭役，是封建朝廷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除了夏秋二税(即田赋)尚有谷物和织品等实物以外，随着货币地租的出现和发展，赋税主要呈货币形态。而徭役(劳役)在王安石实行免役法时，也转换成货币，也就是说，可以用钱来抵充规定的劳役。
宋代税种既多，加上和籴、和买(朝廷以低价收购谷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等变相的苛剥之法，纳税人既不胜其烦，官府常常为收税难而颇为头疼，于是，专门包揽人户赋税的“揽纳人”便应运而生。“揽纳人”又名“揽户”或“延揽”，是市侩牙人的一种。
在宋代，揽户为官方所认可，并给予印记，其地位与县吏相等。因为揽户的趋利意味太重，为当时的士大夫所蔑视，所以读书人不得充揽户。
十月里，王棣便判了一桩关于“揽纳人”的案例。乃是有人举报某揽户操舜卿者本是读书人，行此勾当有违法纪。经过一番调查举证，查明确有此事，王棣遂如是判决：
“观操舜卿所供，亦粗有文采，但既是士人，便不应充揽户。既充揽户，则与县吏等耳……以其粗知读书，姑与押下县学，习读三月，候改过日，与捶毁揽户印记，改正罪名。”让操舜卿到县学去读三个月的书，然后撕毁他的营业执照。
当然，这其中幕僚许贯忠建言良多。
县吏、胥吏是县衙的低一层的工作人员，大多名声不好。而揽户与胥吏，必通同一气。
王棣并不太清楚其中关节利害之处，许贯忠却是门清的，如是解说：“……在收缴赋税的过程中，真是巧弊百出，那些经手此事的胥吏，都刁钻狡猾，把老百姓看作是家禽牲口，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但收缴赋税难度很大，于是把事情交给揽户，揽户与胥吏串通一气，相为唇齿，民户自己去缴纳则百般刁难，揽户代纳则一概通融。民户在胥吏与揽户之间，宁肯选择揽户，因为托给揽户虽则倍费，毕竟可以了事。”
大户富民还雇有专门代理其赋税事宜的揽纳入。
许贯忠举例说：“乐平南原大地主刘氏兄弟，每年所输官赋，都交给本地的市侩叶三郎办理。叶于出纳之间，颇获赢润。后来有一人，以手艺游刘氏门，为一个姓苏的市侩游说，要刘氏将纳税事宜转交给苏，说苏资业不薄，刘家如偶有缓期，苏能先出己财以代急。刘信以为然，就把全家的赋役事宜转交给了苏，要他向叶三郎收索簿籍。叶这时已经老迈，闻讯雇了轿子至刘家，苦苦哀求，说从他的父亲到他，已经为刘家干了五十年，无一阙事，为什么为别人一席话就改变了主意……这种市侩，与‘行钱’类似，都依附于某一富家，如为别人取代，无异于剥夺了他的谋生手段。”
那么他们怎样“于出纳之间”获利呢?
“第一条途径是，雇主预留需要缴纳赋税的钱，交揽户备用，揽户利用收缴之间的时间差以为经营之资或贷人出息，揽户的雇主一般应不止一家，其间必有回旋余地；第二条途径是，雇主遇税期临近，一日抨头拮据，揽户先出己财以代急，然后‘高价算还’；第三条途径是，包揽一般纳税人的赋税事宜，收取佣金。至于在卖和买中，揽户更有腾挪的余地，朝廷需要征购的谷物织品，由他们以较高的价格折算成钱币数，向税户索取，然后又以低价收买质量较差的货物充数……”
听许贯忠这么一条条细细道来，王棣可算是开了眼界，赚钱牟利这种事，条条大道通罗马，就看有没有眼光和手段了。
揽纳人是封建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中介和缓冲，事实上于两者都有一点补益。但在底层纳税人眼中，揽纳人则是可恶可畏又必须笑脸相迎托之以事的角色了。
所谓行行出状元，揽户也不例外，某些能力出众的成立专门的事务所——“揽纳所”，雇请人手承接揽纳业务，也能赚个盆满钵满。
大名府的“揽纳所”东家姓潘，麾下有廿余名揽纳人，张迪便是其中一个。
潘东家的“潘”便是潘店那个“潘”，大名府两大宗族，论起底蕴，卢氏是远不如潘氏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潘美福泽延续百年而未尽，到而今的有后人在朝为官。
作为开国功勋，潘氏可谓极尽恩荣。潘美女嫁真宗，真宗后娶郭守文女，郭守文女许潘美之孙；第五子惟熙、曹彬第二子珝分别娶秦王赵廷美之女，女嫁曹彬四子曹玮；孙女嫁赵德昭之曾孙赵世仍；孙潘惟正之女嫁孙赵元佐之子赵允诚；曾孙女嫁太祖六世孙、蓬州刺史赵令超；侄孙潘承裕娶王审琦之孙女，宋太祖长女昭庆公主下嫁王审琦的儿子王承衍，王承衍曾孙娶英宗女……五世孙女嫁太宗五世孙赵士穁。
时隔百年，潘氏仍是皇亲国戚。眼下虽以东京分支为尊，但北京潘氏乃是宗族所在，至少在大名府，便是梁焘也须给些颜面。
王棣上任后，卢家庄去过两回，潘店却是不曾踏足。不过潘家倒是识趣的很，前次王棣号召募捐，潘氏便捐财物计万贯——此乃题中应有之意，知县大人带头捐献，即便再有钱也不好太过“豪气干云”，治下豪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