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秉忠在治理国家的理念上有着深刻的见解和独到的主张。他强调，要端正纲纪，严格执行法度，如此才能实现天下无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便能实现良好治理的理想局面。他认为，只有确立公正严明的纲纪，让法律成为治理国家的基石，才能使社会秩序井然有序，百姓安居乐业。通过严格执行法度，让法律的威严深入人心，人们才会自觉遵守法律，从而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达到一种无需过多强制手段便能实现良好治理的和谐状态。
同时，刘秉忠格外留意选拔那些廉洁奉公、能干有为的官员。他深知，官员的素质和能力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理水平和百姓的福祉。因此，他注重从基层选拔人才，通过严格的考核和考察，挑选出那些品德高尚、能力出众的官员，委以重任。这些官员在各自的岗位上，秉持廉洁奉公的原则，勤勉尽责地为国家和百姓服务，为国家的发展和百姓的福祉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他们以身作则，廉洁自律，不贪污受贿，不滥用职权，赢得了百姓的尊重和信任；同时，他们又具备卓越的才能和智慧，能够高效地处理政务，解决百姓的实际问题，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在法律制度方面，刘秉忠有着更为详细和具体的见解。他指出：“刑罚制度，应充分参照古代的优良传统和当今社会的实际情况，精心制定一部统一的刑法。”他认为，刑罚制度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但必须建立在科学合理的基础之上。古代的法律制度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不乏许多值得借鉴的优良传统。同时，当今社会的实际情况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刑罚制度必须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他主张在制定刑法时，既要充分吸收古代的法律智慧，又要紧密结合当今社会的实际情况，精心制定一部统一的刑法，使法律既能体现公平正义，又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这部刑法应当严谨、公正、合理，让百姓清楚知晓何为可为、何为不可为，从而不敢轻易违反法律规定。刘秉忠深知，法律的权威来自于它的公正和合理。只有让百姓明白法律的界限，才能使他们自觉遵守法律，避免因无知而触犯法律。因此，他要求刑法的制定必须严谨细致，条文清晰明确，避免模糊不清的表述，让百姓能够清楚地了解法律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同时，法律的执行也必须公正无私，不偏袒任何一方，确保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只有这样，才能让百姓对法律产生敬畏之心，不敢轻易违反法律规定，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此外，刘秉忠还特别强调必须严格禁止私自设置监牢，杜绝滥捕无罪之人的恶劣行径。他认为，私自设置监牢和滥捕无辜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不仅侵犯了百姓的人身自由，也破坏了社会的稳定和和谐。这种行为会导致百姓生活在恐惧之中，对官府失去信任，从而引发社会的动荡不安。因此，他坚决要求禁止这种行为，确保百姓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对于用鞭抽打背部的残酷刑法，刘秉忠也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这种刑法于人性、于法理皆不相符，是对人的尊严和生命的严重践踏。他主张应当坚决予以禁止，以此彰显朝廷对生命的尊重与爱护，体现朝廷爱护百姓的深厚情怀。他强调，法律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百姓的权益，而不是对百姓进行残酷的惩罚。通过禁止这种残酷的刑法，可以树立朝廷文明、仁爱的形象，赢得百姓的拥护和支持，从而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总之，刘秉忠的这些主张和见解，体现了他对国家治理的深刻思考和对百姓福祉的深切关怀。他通过端正纲纪、严格执行法度，选拔廉洁奉公的官员，以及制定科学合理的刑法制度，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百姓的幸福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忽必烈对刘秉忠的这番议论，深感其见解独到、切中要害，甚为赞赏，便将这些合理建议全部加以采纳。
与此同时，刘秉忠根据自己对社会现状的深入了解，向朝廷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治理方案。
他建议道：“邢州原本户口众多，原有万余户人口，然自兴兵以来，战火纷飞、民不聊生，如今邢州户口竟不满数百，呈现出一片凋敝之象。若能派遣像真定的张耕、洺水的刘肃这般贤能良吏前往治理，凭借他们卓越的才能、丰富的经验和一心为民的情怀，必定能够使邢州恢复往日的昌盛景象。”
于是，朝廷果断采纳了刘秉忠的建议，派遣张耕担任邢州安抚使，刘肃担任副使。他们在邢州不辞辛劳，深入了解民生疾苦，积极开展各项治理工作。一方面积极招抚流民回乡，鼓励他们开垦荒地、重建家园；另一方面整顿社会秩序，减轻百姓赋税负担，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在张耕、刘肃的悉心治理下，不久之后，流民纷纷回乡，重新投身于生产生活之中。邢州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繁荣，百姓生活安定，社会秩序井然。鉴于邢州在治理下取得的显着成效，朝廷便将其升为顺德府，以表彰其在各方面取得的优异成绩。
从刘秉忠所提出的这些纷繁复杂的建议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窥探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