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来有人能顺藤摸瓜，挖出真相？还是该拍案而起，当场拒签，然后被扣上‘政治觉悟不高’‘大局意识欠缺’的帽子，三个月内调离？你告诉我，换作是你，在那个位置上，你会怎么选？”办公室陷入长久的寂静。空调冷风嘶嘶作响，吹得桌角一份《东华日报》哗啦翻页，头条赫然是《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再掀高潮》，配图是省委书记在动员会上的讲话照片。贺时年没回答那个问题。他只是看着邱文亮，看着这个曾经在宁海县防汛一线连续七十二小时没合眼、被洪水泡得脚趾溃烂还坚持转移群众的老党员，看着这个在县委常委会上为贫困户孩子上学经费拍桌子摔杯子的县委书记，看着这个此刻烟灰烧到指尖也浑然不觉、眼神里只剩下灰烬余温的男人。“邱书记，”贺时年终于开口，声音低缓却清晰，“你问我会怎么选？我不会选。”邱文亮一怔。“因为我不需要选。”贺时年说，“因为我从来就没坐在那个需要妥协的位置上。我接手专案组，不是来和你谈条件的，也不是来替你寻找免责理由的。我是来履行职责的——对党纪国法负责，对被强拆的三十多户人家负责，对那些在矿洞里被活埋却连尸骨都没找到的工人负责，对那个被黄广圣手下扔进水库、至今没捞上来的东大男生负责。”他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西装袖口：“你刚才说，你不参与酒店刺杀，我相信。因为你清楚，那种野蛮行径，只会让局面彻底失控。可你参与了水岸枫城，你签字了，你默许了，你选择了在失序的系统里随波逐流，甚至试图成为那股浊流的一部分——这不是能力问题，是立场问题；不是失误，是背叛。”邱文亮没反驳，也没再点烟。他只是慢慢合上双眼，两道深刻的法令纹在苍白的脸上刻得更深。良久，他睁开眼，从抽屉最底层取出一枚小小的U盘，通体黑色，毫无标识。“这里面，”他声音沙哑，“是水岸枫城所有资金流向的原始电子凭证，包括黄广圣通过‘宏远置业’走账给阮南州个人账户的十八笔款项，合计两千三百六十四万元；还有汤鼎经手，向州发改委某处长、省住建厅某副处长行贿的银行流水截图；以及……”他顿了顿，“一份录音。去年十月，在勒武县云岭山庄，黄广圣宴请阮南州、汤鼎和我。席间，黄广圣当着我们的面，把一沓现金塞进阮南州公文包，说‘邱书记面子大，以后勒武的事，还得靠阮县长多跑腿’。那晚，阮南州笑着收下了，汤鼎在旁边倒酒，我没动杯，但全程录了音。”他将U盘推到贺时年面前：“密码是‘20180917’，那是我女儿高考放榜的日子。她考上了东华大学法学院。”贺时年没立刻去拿。他看着那枚小小的黑色方块，像看着一块沉入深潭的石头。“你为什么现在交出来？”邱文亮望向窗外，阳光正斜斜切过梧桐枝桠，在他眼角投下细密的阴影：“因为我不想让她以后在法学院的课堂上，听到老师讲起‘勒武县系列腐败案’时，低头不敢看同学的眼睛。更不想她毕业宣誓那天，举起右手，念着‘忠于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时候，心里想着——我爸当年，签过一张卖良心的合同。”他忽然笑了笑，那笑容疲惫至极，却奇异地透出一丝久违的干净：“时年，你说得对。我不配。可我还想试试，配不配得上，做个父亲。”贺时年伸出手，指尖触到U盘冰凉的表面。他没有立即收起，而是静静看着邱文亮：“姚书记的意思，是希望你主动向省纪委说明情况。”邱文亮点点头，从西装内袋掏出一张折叠整齐的A4纸，纸页边缘已被摩挲得发毛。他展开，递给贺时年——是一份手写的《关于本人在勒武县工作期间有关问题的初步说明》，字迹工整，没有涂改，末尾落款日期是今天上午八点二十三分，签名处按着一枚鲜红指印。“我已经写好了。”他说，“只等你回去后，替我转交姚书记。他若同意，我下午就动身去省城。”贺时年接过，目光扫过第一页：“其中特别提到，你曾三次向州纪委匿名反映阮南州收受房产线索，但均无下文；两次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寄送实名举报信，附有照片证据，却石沉大海；另有一次，在省委巡视组驻州期间，你当面递交材料，被巡视组工作人员以‘证据链不完整’为由退回……”邱文亮平静地点头：“是。他们退回的材料，我现在还能背出编号。”“那你为什么不公开？”“公开？”他轻声反问，“在黄广圣控制着全县半数以上建筑工地、掌控着三家混凝土搅拌站、垄断着两条砂石运输专线、并在县电视台广告部安插了两个‘关系人’的勒武县，一个县委书记，拿什么公开？拿嘴说？还是拿手机直播？时年，我不是没试过。去年春节，我让司机开车送我去省城，车开到高速口，后备箱被‘例行检查’，我的笔记本电脑、三部加密手机，全被‘暂存’。回来后，司机辞职了，说家里老人病重。可我知道，他父亲，上个月刚在黄广圣旗下的养老院‘意外’摔断了腿。”他抬起眼，目光如刃：“所以，我学会了‘留痕’。所有会议记录，我要求必须双人签字、双份存档；所有电话汇报，我习惯用固定座机，通话自动录音；所有批示，我坚持手写，拒绝电子签批系统……你以为我在防谁？我在防我自己忘了初心，更在防，有一天，连我自己都不记得，我到底做过什么。”贺时年将那份手写说明仔细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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