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里，赫鲁晓夫楼好似被一只无形的巨手猛地颠倒过来，天旋地转间，整个世界都失去了它本应有的秩序。阿廖沙只觉一阵天旋地转，头朝下如一颗失重的陨石般疯狂坠落，穿过一层又一层的天花板，每一层都宛如一个时代的幽灵厨房，陈列着那个时代独有的荒诞与悲凉。
1920年代，余粮征集队的马灯摇曳着昏黄的光，仿佛在诉说着集体化时期农民们那苦涩的无奈与绝望；1930年代，大清洗的打字机“咔嗒咔嗒”作响，每一个字符都像是从地狱传来的诅咒，敲打着无辜者的灵魂；1940年代，防空气球的绳子在风中飘荡，如同战争阴云下人们那脆弱的希望；1950年代，玉米穗堆积如山，却掩盖不了赫鲁晓夫那盲目崇拜下的荒谬；1960年代，登月的脚印虽已留在月球表面，却无法填平苏联与美国在科技竞赛中那日益扩大的鸿沟；1970年代，“奥利匹克”牌啤酒的泡沫在杯中翻腾，却无法冲淡人们心中那日益沉重的压抑；1980年代，阿富汗回来的锌皮棺材冰冷而刺眼，每一个都承载着一个年轻生命的消逝和一个家庭的破碎；1990年代，兑换券的碎屑如雪花般飘落，见证着经济崩溃下人们的无助与迷茫；2000年代，Nokia的铃声清脆却单调，仿佛是那个时代人们在信息浪潮中孤独的呐喊；2010年代，克里米亚大桥的沥青味弥漫在空气中，却掩盖不了政治博弈下的复杂与矛盾……
最后，阿廖沙如一颗流星般狠狠砸进2025年的一个烟灰缸里。那烟灰缸大得如同古罗马的斗兽场，缸底稳稳地坐着瓦西里·阿尔希波维奇，他正满脸贪婪地数着那一沓沓散发着铜臭味的钞票。
“嘿，外国表！”瓦西里猛地抬头，脸上露出鲨鱼般狡黠而残忍的笑，“欢迎来到我的第五层地下室，这里专卖‘二手尊严’，成色九成新，只被眼泪洗过一次。”那声音，如同从地狱深处传来的嘲讽，冰冷而刺骨。
阿廖沙惊恐地瞪大双眼，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逃跑欲望。然而，他却惊恐地发现自己竟变成了一根细长的烟，被瓦西里那粗壮而肮脏的手指紧紧夹在指间。瓦西里冷笑着，竟用老阿廖沙后脑勺上那道如地图边界线般的伤疤做打火机，“嚓”的一声，点燃了他。阿廖沙在火中发出凄厉的尖叫，那声音仿佛是灵魂被撕裂的痛苦呐喊。而那袅袅升起的烟，却缓缓飘进瓦西里的肺里。
在那里，阿廖沙看到了无数被宰过的外国游客的灵魂，它们都缩成小小的条形码，紧紧地贴在肺泡壁上，如同被囚禁在无形牢笼中的囚徒，无声地诉说着自己的悲惨遭遇。
“你们不是被宰，”瓦西里对着肺里的阿廖沙得意洋洋地说，“你们是被‘合理定价’。市场规律，懂吗？丹亚苏卡。”那语气，仿佛他是在进行一场多么正义的交易。
就在这时，烟灰缸突然裂开一道细长的缝，仿佛是黑暗中透出的一丝希望之光。缝里伸出那只灰色鸽子的喙，它如同一位英勇的救世主，叼住阿廖沙的滤嘴，用力把他拽了出去。阿廖沙只觉一阵天旋地转，重新变回了人形，落在12层48号公寓的窗前。
窗外，亚乌扎河正以一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姿态倒流，河水卷着赫鲁晓夫楼的倒影，如同一个巨大的怪物，将那曾经象征着希望与梦想的建筑无情地卷走，像卷走一张用过的餐巾纸，轻飘飘地，不带一丝留恋。
鸽子把阿廖沙扔在库兹涅茨克桥上。桥下，河水倒流发出婴儿啼哭的声音。桥中央站着一位老妇人，穿一件补丁摞补丁的棉袄，怀里抱着一个纸箱。阿廖沙走近，发现纸箱里全是 1991 年 8 月白宫门口被踩碎的向日葵籽。
“吃一粒，”老妇人说，“你会记起你曾是谁。”
阿廖沙吞下一粒，嘴里立刻泛起 1991 年的阳光。阳光里，他看见八岁的自己站在白宫前，手里举着一块纸板，上面写着：“请别向人民开枪。”坦克的炮口转向他，却在最后一刻垂下。那天夜里，父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他说：“儿子，做一个诚实的人，比做一个俄罗斯人更难。”
老妇人把纸箱递给他：“拿去，撒在瓦西里的烟店里。向日葵不怕灰烬。”
阿廖沙抱着纸箱，一路跑回特维尔大街。“曙光”烟店已经关门，卷闸门写着：“因技术原因，尊严暂停营业。”阿廖沙把纸箱里的向日葵籽从门缝塞进去。籽粒落地，发出雨点般的声音，接着卷闸门开始生锈，锈迹蔓延成一行西里尔字母：“诚实不会打折，但会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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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后传来瓦西里的惨叫：“我的条形码！我的利润！”随后是肉体被根系穿透的闷响。
2025 年 7 月 28 日清晨，噩罗海城的雾浓得像没兑水的牛奶。阿廖沙回到彼得罗夫卡大街 38 号楼，发现“鬼缝”不见了，柳博芙·季莫菲耶夫娜的铁桶冷得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