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搬家前一晚，他们吵翻了天。那声音，能把屋顶掀开。” 她的语速加快，眼神变得锐利，“一箱子钱直接从格里高利叔叔的房间里砸了出来！门板被撞得山响！花花绿绿的卢布钞票天女散花般飞出来，洒满了小小的、堆满杂物的堂屋！格里高利叔叔的吼声像炸雷，我躲在厨房门后都听得清清楚楚：‘我格里高利·彼得罗维奇活了六十岁，骨头缝里刻着‘诚实’两个字！我们老彼得罗夫家怎么养出你这种丧尽天良的东西？！拿着你的赃钱滚！马上滚！’ 阿加菲亚婶婶的哭声夹在中间，破碎得像摔在地上的瓷器：‘叶尼娅！我的叶尼娅！收手吧！妈陪你去自首！求你了！’”
“叶卡捷琳娜的钱不干净。老两口在维堡港码头干了一辈子力气活，格里高利叔叔是吊车工，阿婆在码头食堂做饭，他们的骨头和脚下的土地一样硬，刻着‘本分’两个字。叶卡捷琳娜当夜就走了，那箱子钱大部分被格里高利叔叔扔了出去，只剩下一些散落在角落。阿婆蹲在冰冷的地板上，一张一张地捡着那些散落的卢布，手指抖得厉害。我帮她捡，她却突然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吓人。她的眼睛红得像要滴血，死死盯着我：‘小娜佳，你说……人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没回答。那晚之后，格里高利叔叔就病了。不是身体上的病，是心里的。他变得沉默，像被抽走了魂，整天坐在窗边那把旧摇椅上，盯着窗外灰蒙蒙的海港，一坐就是一整天，烟斗里的火早就熄了也不知道。阿婆也变了。她不再去海堤散步，而是整天坐在堂屋里那张嘎吱作响的桌子旁，一遍一遍地、用粗糙的手指抚摸着叶卡捷琳娜小时候唯一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小女孩笑得无忧无虑，穿着洗得发白的碎花裙子，背景是维堡港的老灯塔。”
“三个月后，格里高利叔叔死了。死得很突然。早晨阿婆喊他起来喝燕麦粥时，发现他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嘴角带着一道已经干涸发黑的血痕。医生来了，翻翻眼皮，听听心跳，说是突发心梗。下葬那天，叶卡捷琳娜没回来，连个电话都没有。阿婆一滴眼泪都没掉，只是死死盯着那口薄木棺材，直到最后一铲冻土彻底盖住它，把格里高利叔叔留在了索洛维茨基岛墓园那冰冷的角落。”
“可第二天，” 娜杰日达的声音陡然变得冰冷刺骨，眼神锐利如刀，“那座新坟就空了。”
“空的？” 卢卡申科屏住呼吸。
“棺材还在。尸体没了。” 娜杰日达的嘴角勾起一个残酷的冷笑，“阿婆一个人站在那个空荡荡的土坑前，寒风卷起她灰白的头发。她先是愣了很久，然后……突然笑了。那笑声干涩、嘶哑，像夜枭的悲鸣，在空旷死寂的墓园里回荡。我站在她身后几步远的地方，浑身冷得发抖，不是因为寒风，是因为……我看见了。” 她的目光仿佛穿透了时空，带着彻骨的寒意，“就在那座空坟的墓碑后面，雪地上，扔着一个烟头。金色的滤嘴，很高级的那种。和叶卡捷琳娜这次回来抽的那种……一模一样。”
“后来，阿婆还是收拾了行李，带我搬去了叶卡捷琳娜在郊外买的房子。城里的日子和维堡老港完全不同。汽车喇叭声从早响到晚，邻居们穿着光鲜，说着我们听不懂的时髦话。阿婆经常站在那个宽敞却冰冷的阳台上，望着远处莫斯科方向的高楼轮廓发呆。我走过去，听见她低声自言自语，像梦呓：‘格里沙以前总说……等叶尼娅出息了，就带她去莫斯科看看红场……’”
“那时候，我已经十八岁了。我不想继续麻烦阿婆。也可能是因为这房子是叶卡捷琳娜买的，每次想到这个，我心里就像吞了只苍蝇。” 娜杰日达的声音带着一丝自嘲，“我在维堡市中心的‘北方’便利店找了份夜班工作，包吃住。一边打工，一边偷偷攒钱参加夜校的自学考试。阿婆也没闲着。她受不了整天待在那个‘金丝笼’里，就在小区门口支了个小小的摊子，卖她自己腌的酸黄瓜、渍蘑菇和熬的蓝莓酱。她的手艺是维堡老港一绝，渐渐有了些老主顾，大多是念旧的老人。我每周唯一的休息日都去帮她收摊，给她揉揉被寒风吹得僵硬的肩膀，日子就这样一天天、麻木地过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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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后来发现，阿婆变得不太对劲。” 娜杰日达的声音低沉下去，带着压抑的痛苦，“她常常忘记收钱，有时对着空荡荡的客厅角落自言自语，喊‘叶尼娅’。仔细想想，是从叶卡捷琳娜上次回来之后开始的。邻居们说叶卡捷琳娜那次回来带了很多外国香水巧克力，挨家挨户送，让邻居们多照顾她独居的母亲。大家都夸她有孝心，说阿婆有福气。我当时以为阿婆只是年纪大了，有点糊涂了……” 她抬起头，深潭般的眼睛直视卢卡申科，里面翻涌着巨大的痛苦和悔恨，“现在想想，我真蠢！蠢透了！”
“你发现了什么？” 卢卡申科停下笔，紧紧盯着她。
“卢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