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纹边缘已经磨平，带着常年揉面的薄茧；少年的指纹青涩，边缘还带着未褪的稚气；最小的娃娃被母亲抱着，胖乎乎的手指在纸上按出个模糊的圆，惹得众人笑起来。枣禾最后一个按上指纹，她的指腹与太奶奶留在糖谱扉页的指印轻轻重合，墨色在宣纸上晕开，像两滴相遇的雨。

    “这张拓片要收进樟木匣，和1952年那张放在一起。”老木匠小心翼翼地把宣纸抚平，“你看，这纹路多像，太奶奶的指纹在这儿分了个叉，你这儿也有个一模一样的小分叉。”枣禾凑近看，果然，两道浅浅的分叉像对暗号，在泛黄的纸页上遥遥相认。秋分那天，地窖的门被打开时，涌出股混合着陈糖与新蜜的香气。去年埋下的山楂糖已经变成深褐色，裹着层细密的糖霜；今年新埋的荔枝糖泛着晶莹的光泽，与旧糖挨在一起，像两块相贴的琥珀。

    最年长的三婆颤巍巍地揭开糖纸，取出两块糖，分别递给身边的孩童和最年幼的婴儿。孩童咬了口旧糖，皱着眉又笑了：“有点苦，又有点甜。”婴儿含着新糖，口水顺着嘴角流下，咿咿呀呀地伸手去够孩童手里的旧糖，引得众人笑声连连。

    枣禾站在窖口，看着这一幕，突然明白太奶奶为什么要定“跨季糖约”——旧糖的苦是新糖的根，新糖的甜是旧糖的果。她转身回屋，在糖谱的最后一页画下幅画：一根红绳从1952年的糖炉牵出，穿过无数指纹拓片，系着颗正在空中飞行的糖，糖纸上写着“下一站：草原”。

    画旁题着行字，墨迹未干，带着新研的墨香：“所谓传世，从不是把甜锁进柜子，而是让每颗糖带着前人的温度，落在还没尝过甜的人舌尖上。”漠河的雪刚化透，第一批夹着糖纸的课本就寄到了祠堂。枣禾拆开包裹时，桂花香混着松木香扑面而来——每个信封里都垫着晒干的樟树叶，保护着孩子们的课本。三年级学生阿木的算术本里，夹着张半融化又凝固的荔枝糖纸，透明糖衣上印着祠堂的红绳地图，边缘被手指摩挲得发亮。

    “老师说，算不出题时，就摸摸这糖纸，”阿木在信里写道，“像摸到了远方的手。”字迹歪歪扭扭，旁边画着个笑脸，嘴角的弧度和枣禾太奶奶糖谱上的简笔画如出一辙。枣禾把糖纸取出来，对着光看，糖衣里嵌着的桂花碎屑清晰可见，那是去年秋分埋入地窖的陈糖，带着三代人的指纹温度。

    祠堂的“天言壁”上新添了块木板，专门用来张贴这些糖纸课本的照片。最小的那张来自学前班的丫丫，她的图画本里夹着块被口水浸软的草莓糖，糖纸背面用蜡笔涂着歪扭的“甜”字，旁边粘着根晒干的狗尾巴草——信里说，这是她在雪地里捡到的，“送给远方的大姐姐，像你们送糖给我一样”。老木匠带着放大镜，将漠河寄来的指纹印与1952年的拓片并排放置，族人们围拢过来，大气都不敢出。阳光透过窗棂，在两张纸上投下细小的光斑，随着日头移动，光斑慢慢重合——那道关键的分叉纹路，在时隔七十年的指纹里，精准地叠在了一起。

    “是真的重合了。”有人低呼出声。三婆颤巍巍地伸出手，指尖抚过两张纸，像是在抚摸两个时空的脉搏。“你太奶奶当年总说，‘甜是有记忆的，会跟着指纹走’，”她转向枣禾，眼里闪着泪光，“现在信了吧？”

    枣禾取出新制的指纹拓片，将自己的指腹按在漠河指纹的旁边，再叠上太奶奶的拓片。三道指纹在宣纸上交融，墨色由深及浅，像条流淌的河。“这就是太奶奶说的‘根’，”她轻声说，“不是埋在地下的，是长在手上的。”

    当晚，族里的银匠来了，将这叠合的指纹刻成银章，盖在每批新糖的包装上。银章边缘刻着行小字：“1952—2024，甜味未断”。秋分前，漠河的孩子们寄来了礼物：个用桦树皮做的盒子，里面装着晒干的野桂花，每朵都压得平整，像被小心呵护了一整年。“我们在山里采的，”信里说，“老师说，这是北方的桂花，和你们寄来的糖一个味。”

    枣禾带着族里的年轻人，用这些野桂花熬了新糖。熬糖的大锅沿用了太奶奶传下的铸铁锅，锅底的纹路里还嵌着1953年的糖渣。“火要老，心要软，”三婆站在灶台边，声音洪亮如当年，“你们太奶奶熬糖时，总说这句话，现在懂了吗？火老，糖才够纯；心软，才舍得把最好的桂花留给别人。”

    新糖出锅时，香气飘满了整个村子。枣禾取了第一块，用漠河寄来的桦树皮包裹，放入樟木匣最底层，与1952年的第一块山楂糖并排。匣子里的糖纸已经堆到了盒口，每张都印着不同的指纹，却在叠放处形成了道共同的纹路。

    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