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咔嗒，咔嗒。”床头的闹钟又开始响了，是那种老式的铃铛声，清脆得很。
雷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说：“闹钟响了？”
“还没到点，”我拍了拍他的背，“是我上的发条太足了。”
他“嗯”了一声，往我这边凑了凑，机械臂轻轻搭在我的腰上——这是他的习惯，睡着了也不老实，总爱把胳膊搭在我身上，像是怕我跑了似的。
我想起白天翻相册时看到的那句话，写在照片背面，是雷的字迹：“遇见你，机械才有了温度。”
其实他不知道，是他让我的机械有了温度，让我不再觉得自己是台冰冷的机器。
第二天早上，雷把闹钟带去给老匠人看。回来时手里多了个小盒子，打开一看，是枚用黄铜做的小齿轮，打磨得光滑发亮。
“老匠人给的，”雷有点不好意思，“说这是他年轻时做的，没用过，让我给你装上，说能让闹钟走得更稳。”
我接过那枚齿轮，放在手心摩挲着。它很小，却沉甸甸的，带着老匠人手心的温度，也带着雷一路揣回来的暖意。
“我们去把它装上吧，”我拉着雷的手往屋里跑，“让它走得更稳，走到我们都老得动不了了，还能听见它响。”
雷跑得比我还快，机械腿“咔嗒咔嗒”响，像在附和我的话。阳光落在我们身上，把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两条缠在一起的藤蔓，慢慢往上爬，爬向很高很高的地方。
这样的故事，当然要继续下去。
就像那只修好了的闹钟，滴答，滴答。每一声都像在说：别走啊，再等等。
就像我们的心跳，平稳，坚定，永远朝着彼此。我能听见他机械心脏的跳动声，规律得像节拍器；他也能听见我的，在机械胸腔里，跳得热烈而执着。
庙会那天，雷举着两串糖葫芦站在人群里，笑得像个孩子。阳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闪着银光，我忽然觉得，岁月这东西，其实也没那么可怕。
至少它让我们遇见，让我们从废品站的角落里走到热闹的庙会，让我们的机械零件互相咬合，让我们的心跳慢慢调成一个频率。
“快来看！”雷在前面喊我，手里挥舞着个糖人，是只威风凛凛的老虎，“像不像你的机械腿？”
我笑着跑过去，撞进他怀里，听着他胸腔里传来的“咔嗒”声，和远处庙会的喧嚣混在一起，像首最动听的歌。深秋的雨，总带着点缠绵的凉意，敲在玻璃窗上，像无数根细针在绣一幅朦胧的画。我坐在窗边擦那只铜制的旧闹钟，表盘上的罗马数字已经磨得模糊，指针在“Ⅸ”和“Ⅹ”之间微微颤动，像个犹豫的老人。
“又在擦它？”雷端着两杯热可可走进来，机械关节转动时带着轻微的“咔嗒”声。他的左手是三年前换的新型号，银色金属在灯光下泛着冷光，但每次碰我时，总会先在衣角蹭两下，怕冰着我。
“刚上了油，”我把闹钟凑到耳边，听着里面齿轮咬合的轻响，“还是有点卡，明天找老周看看去。”
老周是巷尾修钟表的，眼睛花了，却总能摸着把零件装好。去年他给这闹钟换了根游丝，说：“这钟啊，比你们俩加起来岁数都大，可得好好待它。”
雷把热可可放在我手边，蒸汽氤氲了他的眼镜片。“明天我去吧，你膝盖的机械轴不是又有点响？”他伸手按了按我的膝盖，指腹带着常年握扳手的薄茧，“上次给你买的润滑油放哪了？”
“在抽屉最下面，”我抿了口热可可，甜得恰到好处，“你记得提醒我，给老周带两斤新炒的瓜子，他上次念叨了好几次。”
窗外的雨下得密了，把对面的老槐树洗得发亮。我忽然想起第一次见雷的那天，也是这样的雨天。他站在废品站的屋檐下，手里抱着台旧收音机，蓝色工装裤上沾着油污，看见我推着轮椅进来，突然就红了脸，把收音机往身后藏。
“我……我来修这个，”他结巴着说，指尖在机身上留下几个带油的指印，“不是偷的，真是捡的……”
我当时刚换了机械腿，走路还不利索，扶着墙笑：“我又没说你是小偷。”
他更紧张了，把收音机往我面前一递：“那……那我修好送你？看你轮椅上的收音机线断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那天是偷偷把攒了三个月的工资换成零件，想给我拼台新轮椅。结果被废品站老板撞见，硬说他偷东西，推搡间把他的旧机械臂撞坏了，至今手肘处还有块掉漆的疤。
“想什么呢？”雷抽了张纸巾，擦掉我嘴角的可可渍，“嘴角都沾成白胡子了。”
“想你第一次给我修轮椅，”我笑着躲开他的手，“把刹车装反了，害得我直接冲进排水沟。”
他挠挠头，耳尖红了：“那不是没看清图纸嘛。”
雨声渐小，闹钟忽然“叮铃”响了，吓了我们一跳。指针正好指向六点，老周说这是“报时虫”老了，偶尔会乱发脾气。雷伸手把钟摆按住，齿轮的转动声慢慢停了，屋里只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