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长安等超级都市的人口，正朝着前所未有的高峰迈进。
大汉帝国，正迎来一个生机勃勃、人丁兴旺的时代。
除以上之外，经世致用与新学之光也开始渐渐发力。
深秋的洛阳，新兴帝国最高学府——“大汉书院”内，一场经筵正在激烈进行。
白发苍苍、但精神矍铄的大儒郑玄，正与几位年富力强的“新汉学”教授辩论。
议题是《盐铁论》中的一些国策。
一位出身经学世家的太学生起身，引经据典，大谈“仁义为本，不与民争利”，认为朝廷专营食盐是为聚敛。
一位年轻的新汉学教授立刻反驳：“此言差矣，管子有云，‘仓廪实而知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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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食盐之利，何来充盈国库以养强兵、修水利、兴教化？何来常平仓平抑物价，活民无数？何来资财开凿运河，沟通南北？
朝廷取利，非为奢靡，实为集举国之力，行利国利民之大事，此乃“经世致用”之本义，若空谈仁义，坐视豪强兼并、国用匮乏、民生凋敝，才是最大的不仁不义！”
他的发言引来了不少出身寒门或工匠、商贾家庭的学子热烈赞同。
这些学子，正是学院体系建立后，通过相对公平的考核（重实务策论，轻浮华辞藻）选拔而来。
郑玄捋须微笑，并未直接评判，而是说：“经学之道，贵在通变，古人之言，当审其时，度其势。
今陛下励精图治，王师运筹帷幄，开运河、行宝钞、兴百工、强甲兵，皆非空谈仁义可成。
吾辈读书人，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这煌煌盛世，求索治国安邦之实学！”
他这番话，无疑为“新汉学”的经世致用理念，提供了来自传统经学高地的有力背书。
大汉学院的争论，只是帝国思想文化变革的一个缩影。
在州郡的分院，在各地的官学，甚至在一些由富商资助的私塾，“新汉学”的理念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
它强调务实、重商、重工、重技术、重国家力量整合资源办大事，与旧有的、更重道德文章和门第出身的传统经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渴望建功立业的年轻才俊。
而在广袤的乡村闾里，另一种力量也在悄然重塑着基层。
昔日主要在贫苦民众中传播、带有隐秘结社色彩的太平道，在张角三兄弟的努力与朝廷有意识的引导下，完成了彻底的转型。
各地道观，成为新的信仰中心。
道士们宣扬的不再是各种鬼神异说，而是宣讲朝廷认可的《太平清领书》中劝人向善、忠君爱国、勤勉劳作的内容，同时利用其粗通的草药知识和组织能力，配合官府进行简单的防疫、施药、调解乡里纠纷，甚至协助劝农所推广新农技。
在豫州一个刚推广新麦种的村庄，就发生了这样一幕：几户守旧的老农死活不信新种，眼看要误了农时。
当地的“三官庙”主持出面了，他先是焚香祷告，声称得“上天”启示，新麦乃祥瑞嘉禾，又拿出道观珍藏的新麦样品，展示其饱满。
最后拍胸脯保证，若收成不如旧种，道观愿以存粮补偿。
在神权和“官府背景”的双重保证下，守旧的老农终于勉强答应试种。
这种深入基层、与百姓日常生活紧密结合的影响力，是任何官府文告和学院理论都难以企及的。
道教，经过一番深入改造，已然成为帝国在乡土社会最有力的精神纽带和治理辅助工具。
……
建宁六年的岁末，洛阳城张灯结彩，准备迎接新的一年。
然而，在这喜庆祥和的氛围之下，一股锐意进取、开疆拓土的雄心，如同地火般在帝国的核心奔涌。
德阳殿的御书房内。
年轻的皇帝刘宏，身着常服，负手立于巨大的天下舆图前。
他的目光不再局限于司隶、中原，而是炽热地扫过舆图上的每一个角落。
北方的茫茫草原当中，匈奴虽附，但鲜卑仍在。
西域的广阔丝路之上，商路虽通，但控制力依旧稍弱。
南方的无尽山海当中，百越虽然初定，但南中仍旧待抚。
还有东方与南方的浩瀚海洋……
刘宏的身后，站着王潜、曹操、李儒、皇甫嵩、以及几位新晋崛起、锐气逼人的少壮派将领和学院出身的务实官僚。
“陛下请看！”
王潜率先开口：“依照朝廷此前计划，只需十年，运河便可全线贯通，届时江南财富，旬月可抵幽燕。
工兵营已熟练掌握火药开山筑坝之技，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大军投送再无险阻。
水军新造之福船，可载兵数百，航行稳健，近海波涛已不足惧……”
“还有北边，”曹操沉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