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爹张骘，二十出头就凭“明经”考试上岸，相当于“八股文状元”，可官运就像冬天里的萝卜——看着挺新鲜，就是长不大，一辈子终点还是“洪洞县丞”。史官憋半天，给他爹俩字评价：“官卑”——翻译过来：他爹的品阶，低得能蹲着跟人说话。
张说本人就是这“基层老干部”家的老三，出生日子是唐高宗乾封二年腊月，公历667年，正赶着“数九寒天”。据说他妈卢氏怀他前，做了个梦：一个穿长衫的“神人”，斯斯文文地递过来一支大毛笔，还嘱咐：“拿好，记账使！”醒来一查，得，肚子里多了个“墨水瓶”。这就是“梦笔生花”的乡土版。要搁北平，老娘们梦见“灶王爷送擀面杖”，准生个包饺子能手；梦见“文昌爷送笔”，那指定以后靠写字混饭吃。
果不其然，张说自小嘴还没擦干净，就先会拿笔。别人吃奶，他嘬墨汁；别人学走路，他练“笔走龙蛇”。后来进士及第，文章写得花里胡哨，官也做得有模有样。回头一看，嗐，原来那支“神笔”是老天爷给他发的“原始股”，一上市就涨停！
贞晓兕这么严谨必须给大家原文：
垂拱四年（688），则天御洛阳城南门，策天下贤良方正，说年二十二，对策第一。则天以“近古无甲科”，抑置乙第，授太子校书郎，历右补阙。是年即与宋之问、沈佺期、阎朝隐等同预《三教珠英》编修，为分纂《孝经》卷，自此踏入文化权力核心圈。
也就是不管是垂拱几年，洛阳的天一如既往地高，风也硬邦邦地吹。那天女皇陛下亲坐南门，开科取士。张说二十二岁，穿着新做的青衫，一脸“我行你随意”的劲头。考官还没张嘴，他就把一篇策论扔上去，文采四溢，字都能蹦出光来。
武则天一边看一边点头，心里寻思：“这小子行啊，可是太行了，行得让我心里不太安稳。”于是话锋一转：“近古未有甲科。”三句话把张说从第一给抬到了乙第，一脚踹出“状元榜”。
张说拿着榜单往外走，心里酸里透点甜：这算被女皇钦点“你太优秀了”的另一种方式呗。
很快他就被派去当太子校书郎，天天泡在文稿堆里，跟宋之问、沈佺期、阎朝隐这些“诗坛顶流”抠字斟句，一起编《三教珠英》。他分到《孝经》那卷，想了想，呵，这不挺符合自己的人设吗？孝顺母亲、生来带梦、写诗也温良。
从此张说正式混进了唐朝的文化中枢圈。往上看是皇帝，往下看是才子；左边宋之问翻韵书，右边沈佺期改句脚，几个人写得夜深灯烛昏，还互相损着：“你这一个字，要不是我提醒，就要被史官笑三百年。”
张说笑：“笑就笑呗，咱不怕，反正后世的史官也就看我一个人名字写得最干净。”
从那天起，大唐多了一个能文能政、还会自嘲的“文化搞手”，一脚踏进了历史的主旋律，又半只脚站在命运的玩笑上。
到了圣历二年（699），则天以“二张”昌宗、易之领修《三教珠英》，说与徐坚、刘知几、李峤等十八人充学士，“晨夕讨论，分门撰录”。长安元年（701）书成，奏上，迁右史、内供奉，掌考功员外郎事，始得“掌诰”之渐，奠定其文书政治之基础。
这一年大唐文坛就像个被点着的火锅局。武则天一声令下，让张昌宗、张易之俩兄弟上桌当主持，领衔编书《三教珠英》。俩张负责“颜值输出”，底下二十来个文胆负责真干活。
张说名列其中，和徐坚、刘知几、李峤这些“大脑派”凑一桌。白天讨论得烟雾缭绕，晚上还得“分门撰录”，就跟现代加班似的。人家写春联，他们写“帝国思想总集”；别人打下班鼓，他们才刚进状态。
等到长安元年书成，卷卷捧上去，女皇翻了一遍，满意地点点头，说：“这帮人干得还挺像样。”张说立刻升官，进了右史，还兼个内供奉，算是初登权力赛道。
那段日子，他发现自己最擅长的事，就是把一张纸写得有政治分量、又不失文采。打那以后，朝里所有严辞批文都带点“张说体”——有风度、有文理，也有点东北式明白劲儿。
同僚打趣道：“张说这人，笔能替刀，字都带杀气。”
张说一笑：“刀割人一层皮，文章能割人三寸心。”
就这么的，他靠一支笔，在朝堂上扎下了根，也给“大唐文书政治”立了个模板——文能治国，话说得漂亮也能占半壁江山。
到了长安三年（703），魏元忠被张易之诬以“废武迎李”，下狱。易之逼说为证，说廷对曰：“元忠无反状，臣不敢诬。”则天怒，命左右扑之，折其左足，流放钦州。此一事为说生平第一转折，《旧史》赞其“守正不挠”，而《新史》则谓“说始惧而从，临节方改”，盖兼存两说，折射历史评价之复杂性。
张说的仕途坐上了云霄飞车，刚写完文书还没喘匀气，就被卷进一场宫廷泥潭。
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