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一整年，湾省电影市场的总票房在60亿新台币，约合人民币12.1亿左右，这个数字甚至比不了内地乐视文化的《小时代2》，大蜜蜜现在甚至可以在宣传中说自己的电影打败了一个地区的整个产业。
不仅如此，最触目惊心的是本土电影几乎全线溃退：
全年在台北上映的国片只有33部，比2013年锐减了11部，总票房3.8亿新台币，市场占有率仅剩10.2%，还不到好莱坞六大公司在台北票房的三分之一，後者仅以66部影片就卷走了20.7亿新台币。
单片表现更是惨不忍睹，票房冠军《KAN0》全台卖了3.4亿，但成本高达3亿，算下来不仅没赚还倒贴；亚军《等一个人咖啡》算是唯一能回本的，但2.4亿票房对应5000万成本，利润薄得可怜；《大稻埕》2亿成本换2亿票房，亏损收场；《军中乐园》砸了2.5
亿，只收回6500万，投资商几乎要跳楼。
很显然，除了小岛本土电影政策和市场的衰退外，造成这种急速溃败的「罪魁祸首」，还是侯笑贤面前面无表情喝着红酒的行业权力者。
他是挥下屠刀的人。
或者而言，这把刀是一个环环相扣、步步为营的体系（609章）：
创造替代品北影节，是提供华语电影奖项新的价值和出路；
建立负面清单的行业规则，是抬高某些群体通过电影作恶和歪屁股的成本；
发动舆论战揭露批判某马的问题和朱延平等人踩一捧一压榨内地演员价值的真相，是对旧秩序的摧毁。
最主要还是根源上的资源虹吸，通过问界的庞大项目和产业网络，将华语电影最顶尖的人才、创意与资本源源不断地吸纳至以内地为中心的体系中。
一桩桩，一件件，终於在近5年之後，把某地区电影业彻底逼上了绝路。
侯笑贤有些痛心疾首地把所有数据给路老板罗列出来，虽然他不是作恶者，但往往这种事情中最痛苦的就是这样试图「挽天倾」的人。
「路导，现在全岛敢说自己能拿到投资的，也就我、魏德圣等寥寥几人了。」
「所有投资者一听是小岛本土电影、本土演员心里就发怵，生怕这些人上了问界的负面清单，也生怕导演或者电影犯什麽底线错误，否则只要不能在内地上映，必定血本无归。」
「侯导，这个话同我说不着。」路宽听他唠叨了半天，假装不悦地板起脸，「如果贵省人人都像你一样安分守己地做电影、做艺术，也不至於走到今天。」
侯笑贤苦笑一声，将杯中剩余的红酒一饮而尽，仿佛要借这一点酒精的微醺才能将接下来的话说出口：「的确，走到今天这一步，不怨旁人，是我们————是有些人自己作的孽。」
他放下酒杯，声音低沉下去，带着一种近乎自省的痛楚：「主要是岛内某些人怕了你的影响力，怕你的电影和思潮颠覆太多东西，於是想把你挡在外面，维持那个看似独立、
实则封闭脆弱的小王国。」
「结果反而给了你最正当不过的理由，这一套订立新规、整合资源的组合拳打下来，预想的两败俱伤变成了他们自断生路。」
湾省导演身体微微前倾，带上了一丝恳切的意味：「路导，我侯笑贤拍了一辈子电影，别的不敢说，对这片土地和这门艺术，有是有一点赤诚的。」
「电影是艺术，但拍电影的人，归根结底是文化的子民。海峡两岸，同文同种，血脉相连，我们的神话是共通的，我们的美学是相系的，银幕上流淌的情感，本就不该有那般泾渭分明、你死我活的界限。」、
「今天我来，不代表任何人，只代表我自己，代表一批还想认真拍点东西、还想把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故事讲下去的同行，向你————讨一线生机。」
「这局面。」侯笑贤的声音艰涩，「真的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它彻底死透吗？」
路宽的指腹在杯壁上缓缓摩挲了半晌，没有立刻接话。
宴会厅的喧嚣似乎在这一刻与他们三人隔绝开来，远处妻子和兵兵的谈笑声、摩尔和苏菲玛索的法式寒暄、香槟杯碰撞的清脆声响，都像隔了一层毛玻璃，朦朦胧胧地飘过来。
他半晌放下酒杯，目光落在侯孝贤脸上，那种审视的分量让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导演都不由自主地坐直了一些。
「侯导，我们从2003年拍《小偷家族》就认识了，我也不跟你绕弯子。」路宽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入肉，「你说的生路，不是不能给，但你能不能代表贵省的官僚们应承我提出的条件呢？」
侯孝贤嘴唇翕动了一下，神情激动：「路导，你尽管提，我侯笑贤想来还算有些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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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宽笑了笑，料想他应该是代表某些资本、行政部门来与自己做这种非正式磋商，免得直截了当提出被拒绝伤了他们宝贵的颜面。
同时，这样的事情想要走上层路线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