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思想家王充着成《论衡》一书， [183]提出无神论，构建了相对系统的无神论思想体系，试图唤醒当时的百姓，打破人们对谶纬神学和鬼神迷信的盲目信任，引导人们回归现实，以促进社会生活的正常化。 [184]
和熹邓皇后更是反对巫蛊迷信，一临朝即诏今罢除一切滥设的祠堂，指出“鬼神难徵，淫祀无福”，身体有恙也不求鬼神，“太后体不安，左右忧惶，至令祷祠，太后闻之即谴怒”。国家有难，也振灾自救，不求鬼神：“诏飨会勿设戏作乐，减逐疫辰子之半”。这些破除迷信的举动对当时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85]
文学
东汉大兴儒学，太学林立，学术气氛浓厚，故而东汉在中国历史上的科技和文化发展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此外，被称为文宗字祖的许慎所着的《说文解字》成为了汉字学的开山鼻祖，故后人研究汉字必先读《说文解字》。 [125]
汉赋
西汉汉赋的极盛发展和城市建设的突飞猛进，极大影响了东汉汉赋的创作。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都是以长安、洛阳为对象而创作的汉赋杰作。描述了长安与洛阳城市的雄伟、市井的繁华、宫室的壮美、杂技歌舞的盛况，反映了一代京都的繁荣景象和非凡气势。 [181]
五言古诗
《古诗十九首》是一组东汉晚期五言古诗的统称，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编撰《文选》时，把这些诗选在一起，题为《古诗十九首》。每首诗都是以诗的首句为题目。诗的内容分为两类，一类是抒发失意忧伤的苦闷，一类是抒发久别亲人的忧思。《古诗十九首》都是五言抒情诗，在艺术上有乐府民歌朴素自然的优点，表现手法细腻，语言精炼，结构严谨，标志着中国文人五言诗的成熟。 [181]
字典
《说文解字》于永元十二年（100年）许慎撰，上说先秦之文，下解秦汉之字。全书14篇，分540部，收录9353字，其中重1163字，解说字。这是中国第一部字典，首创部首之例，将9000多字分别统摄于540部，第一次对中国文字进行大分类。以“六书”作为整理文字的条例，对每个字的形、声、义加以说明，在中国文字学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对于研究先秦两汉的语言文字、音韵训诂、文物典章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181]
史学
东汉时期最重要的历史着作，是班固所着的《汉书》。《汉书》起自汉高祖刘邦，止于平帝、王莽，写了西汉王朝二百多年的历史，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 [125]
《东观汉记》是中国第一部官修的纪传体本朝更书，参加撰述的史家可考者近20人，历时一百多年，因最后的编撰者蔡邕被王允杀害，而没有最后完书。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共有143卷，记事起于光武帝刘秀，迄灵帝刘宏。该书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很流行，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因承朝廷授意，书中充满对皇帝的溢美之辞和大量的祥瑞、灾异、图谶的记载。 [181]
宗教
佛教
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迄今尚不明确，但至迟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已成公论。 [166]根据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出使大月氏，其王使人口授《浮屠经》。到了永平十年（67年），因汉明帝刘庄夜梦金人向西而去，遂派蔡愔和秦景到天竺拜求佛法。蔡、秦等人用白马驮回了许多佛像和佛经，并带回了两位在途中遇到的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 [40]汉明帝敕令仿天竺式样修建寺院供两位高僧居住，并将寺院取名为“白马寺”，以铭记白马驮经之功。后来两位高僧将《四十二章经》译成中文。佛教自传入始，就得到了最高统治阶层的青睐，从楚王刘英、汉明帝到汉桓帝，都是好佛者。这对于扩大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必然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167]桓帝之后，有笮融“大起浮屠祠”、“大起浮屠寺”。 [168]
安世高在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到汉灵帝建宁四年（171年）的二十余年间，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百六十品经》等。所译经典以关于禅法的典籍为主，间及阿毗昙学。支谶于汉桓帝末年来到洛阳，在汉灵帝时译出《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等。和安世高、支谶两大译师同时的竺佛朔、安玄、支曜、康孟祥等人，也都各有传译。除西域译人之外，汉土沙门严佛调也是杰出的参与译事的人。
原始道教
在佛教的影响下，方士把阴阳五行、服食炼养、导引行气、辟谷延年、神仙长生、鬼神祭祀、图谶符箓、巫术迷信等互相杂糅，并同《老子》牵合，构成原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