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言一出，杨叔心中先是一喜，能直达长公主天听？随即又是一沉：只是“或可一听”？且并未如汤臣般直接指派去处，只是让自己去“递条陈”？
这分明是觉得自己所言尚浅，不足以委以重任。
他强压着失落与一丝怨怼，再次躬身：“谢侯爷提点！学生定当用心撰写条陈。”
杨炯不再看他，目光转向一直沉默端坐的梁氏兄弟。此二人乃名门之后，虽家道中落，然家学渊源深厚，气质沉静，颇有古君子之风。
杨炯语气和缓了些：“伯赞、叔赞，你兄弟二人，素以学问精纯着称。于这治道，又有何高见？”
兄弟二人对视一眼，由兄长梁伯赞开口，声音温润如玉，却满是庄重：“回禀侯爷，学生兄弟以为，治国之根本，在于正人心、明天理。
《性理通义》有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方今之世，物欲横流，人心不古，功利之说盛行，礼义廉耻渐丧。朝廷新政，虽意在富国强兵，然若一味重利轻义，重器轻道，恐失其本。”
他神情肃然，目光清澈而坚定。
弟弟梁叔赞接口道，语气更为急切：“正是此理！譬如这‘格物致知’、‘经世致用’之说，虽有其可取，然过于强调事功，易使人沉溺于外物之求，忘却内心之修养！
‘存天理，灭人欲’，方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正途。
若人人皆汲汲于功利，则官场必竞逐贪墨，民间必风俗浇漓。
学生观新政诸条，于提振工商、兴修水利、整饬军备，用力甚勤，然于敦教化、明人伦、兴礼乐、崇圣学，着力尚显不足。
学生之志，便是倡明儒学，兴复圣道，使天下士子皆知‘尊德性而道问学’，内修心性，外行仁义，如此则人心正，风俗淳，天下自安。
恳请朝廷广设书院，刊印圣贤经籍，使圣贤之道，光耀寰宇。”
二人所言，正是那心性义理之学，主张以道德教化统摄一切，将世风日下归咎于功利学说的兴起和对传统道德的忽视。
杨炯听罢，并未立刻反驳，而是沉吟片刻，方道：“圣贤之学，博大精深，尊德性，明义理，确为修身之本。然……”
他话锋一转，目光变得锐利而务实，“治国平天下，非仅靠书斋中的心性涵养便能成就。二位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立意高远。
可我不禁要问，那田间老农，终日劳作，汗滴禾下土，所求不过一饭一衣，使妻儿免于饥寒，此是其‘人欲’，是否当灭？
那戍边将士，抛头颅洒热血，所求不过封妻荫子，光耀门楣，此亦是‘人欲’，是否当灭？
那商贾贩夫，走南闯北，担惊受怕，所求不过利市三倍，养家糊口，此‘人欲’，又是否当灭？”
梁氏兄弟被问得一怔。
梁伯赞谨慎道：“侯爷所言，乃人之常情，圣贤亦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然此等常情，需以礼义节之，使其合乎天理，不至于泛滥成灾……”
杨炯摆手打断，道：“‘合乎天理’？何谓天理？民以食为天！百姓吃糠咽菜时，天理可曾管他饥寒？
将士浴血沙场，天理可曾保他不死？商贾货殖流通，天理可曾助他免遭盘剥？”
他语气渐重，直视两人，“二位饱读诗书，可知空谈天理人欲，而无视百姓生计之艰、将士报国之切、商贾营生之难，此理悬于空中楼阁，于国何益？于民何补？
新政重事功，非是轻道义，乃是深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理！
国不强，则外寇欺凌，百姓涂炭，纵有万千圣贤道理，可能挡胡虏铁骑？民不富，则饥寒起盗心，礼义廉耻从何谈起？教化需有根基，这根基便是让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有冤可申。
无此根基，一切高妙义理，皆如镜花水月。兴书院、刊经籍固然重要，然若只以此为先，而置农桑、水利、武备、财赋、律法于不顾，岂非缘木求鱼？天下学问之大之广，人之一生学也无涯！我等当兼容并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富国强民所用，方是正道！”
杨炯这一番话，引经据典，却又紧贴现实，如疾风骤雨，将梁氏兄弟那套高大的道德理想主义批驳得立足不稳。他所举皆是实实在在的民生疾苦、国家困局，强调务实与根基的重要性。
梁伯赞陷入沉思，眉头紧锁，捻着颔下短须，反复咀嚼杨炯的话，心中那坚固的儒学壁垒似被打开了一道缝隙。
梁叔赞则脸色微白，犹自不甘，嘴唇动了动想辩解，却一时找不到更有力的立足点，最终只是扶额轻叹，目光中充满了困惑与挣扎。
杨炯见二人沉默，知其心中已有所触动，此二子本质纯良，学问根基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