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筹集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资金，确实能极大缓解债务压力。

    但问题出在哪里？我一边看，一边用红笔在纪要上勾画、批注。马上梳理出第一个问题：梁满仓事无巨细，管得太深太细。一个棉纺厂的改革，他亲自担任“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这看似重视，实则捆住了自己的手脚，一把手撸袖袖子干，具体分管副县长和职能部门站在边上看，不敢、不愿主动承担责任。

    我心里暗道：完全应该把组长的担子压给分管工业的副县长苗东方嘛，明确他的主体责任，干不好正好打班子换人，干好了是县政府领导有力。该坐中军大帐的人跑去当先锋，定位就错了。

    我在笔记本上记了几笔。

    就看到了第二个问题：会议开了四次，每次都是老生常谈，围绕土地权属争议、群众工作难做打转，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四份方案方案反复商议，细节纠缠不清，缺乏一锤定音的魄力和打破僵局的有效手段啊。

    纪要中记录的各种“难处”、“实际情况”、“群众情绪”“遗留问题”。

    看似客观全面，实则透着一股深深的无力感和畏难情绪。

    我心里暗道：根本没抓住关键，土地问题太简单了，为什么非得政府来判土地归属？完全可以双方起诉交法院判决，法院判了之后，谁再闹抓人就是了。五四手枪掏出来，哪里有什么反对的声音。问题的关键还是班子不行嘛！

    看到这里，我放下笔，靠向椅背，揉了揉发酸的眼睛。暗道：梁满仓是个好人，也想做事，但那种四平八稳、力求面面俱到的工作方式，显得魄力不足，难以破局。最终，他自己被拖垮在了会场之上。

    “纸上得来终觉浅啊。”我喃喃自语，想起于伟正书记送我来时的叮嘱。

    档案材料只能勾勒轮廓，会议纪要只能反映流程。棉纺厂班子内部到底还有没有可用之人，一千九百万都是被谁吃了，太匪夷所思了，一天浪费一万都要五年的时间。看来，能不能过个肥年，关键就在棉纺厂领导班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