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会简单布置一下，营造点节日气氛。”
“嗯，”我斟酌着用词，“大办特办就算了，现在不是讲排场的时候。但基本的节日氛围还是要有一点。你们想想办法，尽量节约，灯笼……还是要挂几个的，改革的氛围要有，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要提起来。县委、县政府大门不能显得太寒酸、太暮气沉沉。这个度，方县你来把握。”
“好的，李书记，既节俭，又有过节的样子。”方云英领会了我的意思。
我们又就财政开源节流、近期重点工作等聊了十几分钟，交代了县政府的重点工作方云英才起身告辞。我心里暗道：“没钱，我就不信这近十个亿的债务找不到腐败分子。”
她刚走没多久，蒋笑笑就抱着一大摞文件回来了，轻轻放在我办公桌一侧的空位上。
“李书记，您要的材料，基本都在这儿了。会议纪要四份，工业局、经贸委、土地局关于棉纺厂的档案资料，能找到的都在这里。有些年代久远的，可能不全。”
“好，辛苦了，放这儿吧。”我点点头。
蒋笑笑放下材料，轻轻带上门离开了。
办公室里重新安静下来。我挪了挪椅子，开始翻阅。首先抽出的是棉纺厂的历史档案。纸张已经泛黄，有些边角卷曲，带着陈年档案室特有味道。
档案记录显示，曹河县第一棉纺厂始建于1958年，是那个火红年代“大干快上”的产物，集中了当时全县乃至地区的人力物力，建设规模一度超越了位于市区的东原市第一棉纺厂，成为整个东原地区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棉纺织企业，风光无两。
档案里还夹着一些当年的老照片，厂房崭新，红旗招展，工人们戴着白帽子，在纺织机前神情专注，洋溢着当家作主的自豪感。
我一边快速浏览，一边暗自感慨。从五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荣耀，如今变成了沉重的包袱。
材料显示，棉纺厂现有在职职工1200余人，而离退休职工已达400多人。三十多年工龄，退休三四百人，从时间上看倒也正常。但这提醒我一个严峻的现实：曹河县国有企业的负担，未来只会越来越重。随着时间推移，老职工会像秋天的树叶一样，一批批离开岗位，进入需要企业支付退休金的名单。
而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企业自身“造血”能力——创造利润的能力在持续下滑。
如果企业效益好，利润丰厚，养几百名退休工人固然是负担，但并非不可承受。可如果企业本身就在亏损边缘挣扎，那多养一个人都是困难。
我合上历史档案，又拿起近几年的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数据触目惊心：设备陈旧，产品滞销，银行贷款和应付账款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一个小小的棉纺厂，竟然欠了一千九百多万。人均负债一万多，忍不住的骂道：“娘的，真他妈黑。”
但正如昨天彭树德所言，这里面的债务，有多少是经营不善真实产生的，有多少是为了“哭穷”、“避嫌”或者别的目的“主动”背上的？我估计后者是少数，但绝非没有。在曹河这种复杂的环境里，企业的行为早已不纯粹是经济行为。
接着，我重点翻阅了棉纺厂领导班子成员和主要中层干部的履历表。一个突出的特点映入眼帘：从厂长马广德，到副厂长、各车间主任、关键科室负责人，几乎清一色是“棉纺厂子弟”。父亲是厂里的老工人、老领导，儿子、女儿接班进厂，慢慢成长为干部。外地调入的干部凤毛麟角，且大多干不长。
整个管理层，形成了一个近乎封闭的“子弟兵”体系。这种结构，在效益好、人心齐的时候，或许有凝聚力。
但在企业陷入困境、需要大刀阔斧改革甚至“断臂求生”时，这种盘根错节的亲缘、地缘关系，就极易成为改革的巨大阻力。
他们会本能地倾向于维持现状，保住“自己人”的饭碗和位置，哪怕这个“现状”正在滑向深渊。
我注意到，会议纪要里提出“卖地自救”方案，最初竟然是一些普通职工代表和部分中层技术人员提出来的，梁满仓还批评厂领导班子对此一直态度暧昧，议而不决，倾向于“等、靠、要”。
看来，这个厂班子的问题，确实不小。一千九百多万的债务背着，怎么好意思还在位置上。
最后，我又翻看了那四份县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纪要格式规范，记录清晰。
四次会议，召集人都是梁满仓，议题都是“研究曹河县第一棉纺厂改革脱困有关问题”。
从纪要中，我能清晰地梳理出梁满仓的思路脉络：他看到了棉纺厂的危局，意识到必须改革；在县财政无力注资、银行不敢新增贷款的情况下，他将目光投向了厂区西侧那块闲置土地，认为盘活土地资产换取资金，是当前条件下唯一现实可行的“自救”之路。
从这个角度看，他的方向没有错，思路是对头的。如果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