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低头看着手里的两个红包，一个厚，另一个也厚。红的，崭新的，在窗外的晨光里，像两小团火。

    那天的早饭吃了很久。

    爷爷的饺子，我妈的汤圆，还有老顾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年糕，说是南方人过年要吃这个，特意去买的。我妈吃了，眼眶又红了，这次没背过身去，低着头，让眼泪掉进碗里。

    爷爷装作没看见，招呼我吃这个吃那个。老顾也没吭声，只是一次又一次地给我妈碗里添汤圆。

    我坐在那里，把两个红包揣在棉袄内层的口袋里，贴着心口，硬硬的，热热的。

    后来很多年，每当有人问起我印象最深的春节，我都会想起这一个。不是因为那顿涮羊肉，不是因为那些烟花，也不是因为第一次见识了暖气是什么东西。而是因为那两个厚厚的红包。

    那是第一次，有人不问我能干什么，只问我喜欢什么。

    那是第一次，有人把“高兴”这个词，放在我面前，告诉我，这是你该得的。

    窗外的阳光越来越亮，照在餐桌上，照在爷爷的白头发上，照在老顾端着的碗沿上。我妈终于抬起头，眼睛红红的，但嘴角弯着。她看着我，轻轻地说：“快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我低头，咬了一口年糕，甜的，软软的，黏在牙上。

    南方的年糕，在北京的早晨，被我这个南方来的孩子，一口一口吃下去。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北京好像也没那么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