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在小楼门口等着。
他比老顾还瘦，穿着军大衣，没戴帽子，头发白了大半。看见我们，他走下台阶，步子不快，但每一步都很稳。我妈赶紧迎上去，叫了声“爸”，他点点头，目光落在我身上。
我站在那里，叫了声“爷爷”，声音还是小。
爷爷走过来，低头看我。他的眼睛很亮，不像那么大年纪的人该有的浑浊。他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伸手，在我脑袋上拍了一下，不轻不重，像拍西瓜。
“进来吧，外面冷。”他说。
屋子里暖和得让我不适应。
南方老家冬天没有暖气，屋里屋外一样冷，晚上睡觉要盖两层被子，早上起床要咬着牙钻出被窝。可这里不一样，一进门就是热气扑面，像有一层看不见的罩子，把冬天挡在了外面。
爷爷给我们收拾好了房间。二楼朝南的一间，两张床，铺着干净的床单和被褥，枕头拍得松松的。窗台上放着一盆水仙，已经开了几朵，白的黄的，凑近了能闻到淡淡的香。
我妈站在门口，眼眶忽然红了。她背过身去，假装整理行李，半天没说话。
楼下客厅里，爷爷和老顾在说话，声音不大，偶尔传来几声笑。我站在二楼楼梯口，偷偷往下看。老顾坐在沙发上，脱了军大衣，穿着件深蓝色的毛衣，正端着茶杯喝水。爷爷坐在他对面，手里拿着一份报纸，但没看，在说话。
茶几上堆满了东西，苹果、橘子、花生、瓜子，还有几盒我没见过的点心，花花绿绿的包装，看着就贵。
我缩回房间，坐在床边，不知道该干什么。
那天晚上，爷爷张罗着涮羊肉。
一张大圆桌，中间摆着个黄铜锅子，炭火烧得通红，烟囱里冒着热气。锅底是清的，飘着几片姜、几段葱、几个红枣。羊肉切得薄薄的，粉白相间，一盘一盘码在桌上。还有冻豆腐、大白菜、粉丝、糖蒜，满满当当摆了一桌。
“北京的涮羊肉，不知道你们吃不吃的惯。”爷爷一边往锅里拨肉，一边跟我说，“你尝尝，看合不合口。”
我夹了一筷子，在锅里涮了涮，蘸了点麻酱。肉嫩，香，还有点甜。我低着头吃，不敢出声。爷爷看着我，眼角的皱纹堆起来，问我：“好吃不？”
我点头。
他笑了，又往我碗里拨了一筷子肉：“好吃就多吃点，羊肉管够。”
那天晚上，我吃了很多。我妈在桌底下踢了我两次，我假装不知道。
大年三十的晚上，外面有人放鞭炮。我站在窗户边看，看见那些烟花在夜空中炸开，红的绿的黄的，亮一下，暗下去，又亮一下。老顾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我旁边，也往外看。
“北京不让随便放，”他说，“这是院里的孩子偷偷放的，每年都这样。”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那些烟花。他也没再说话，站了一会儿，走了。
第二天早上，大年初一。
我起床的时候，我妈已经把被子叠好了，正站在镜子前梳头。她梳得很慢，每一梳都从头梳到尾，好像要把所有的不安都梳顺了。
楼下传来爷爷的声音，在喊我们下去吃早饭。
我下楼，看见爷爷坐在餐桌主位上，面前摆着一碗饺子。他看见我，招招手：“小飞，过来。”
我走过去，站在他面前。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是一个红包，红纸的，厚厚的，鼓鼓囊囊的。
“拿着，”他把红包塞进我手里，“压岁钱。”
我愣住了。
压岁钱。
这个词我听过，在课本里，在同学嘴里，在过年时供销社柜台前那些买鞭炮的孩子中间，但我从来没收过。奶奶病着那几年，过年就是煮一顿肉馅饺子，我妈给我纳一双新鞋底，再多的，没有了。没有人给我压岁钱，也没有人觉得应该给我。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那么站着，手里攥着那个红包，厚得我攥不实。
爷爷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他伸手，又在我脑袋上拍了一下，这回轻了些：“收好，喜欢什么就买点儿什么。”
喜欢什么？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以前我想要什么，都是先看家里有没有钱，再看我妈的脸色。喜欢这个概念，太奢侈了。
我还在发愣，老顾也走过来。他也掏出一个红包，递到我面前，一样厚厚的。
“拿着，”他的声音还是那样平平的，“新年快乐。”
我妈在旁边急了：“哎呀，给这么多干什么？小孩子家家的。”
“新年嘛，”老顾打断她，把红包往我手里又递了递，“让孩子高兴。再说了，小飞也不小了，也该有自己的喜好了。”
喜好，又是这个词。
我抬头看他，他也正看着我，那双眼睛很平静，没有催促，没有审视，就只是等着我伸手去接。
我接了，小声说：“谢谢顾叔叔。”
他点点头，转身去餐桌那边坐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