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边是通往娘家的泥土路，右手边是通往婆家的水泥街。她手里紧紧攥着两个红包，每个里面都整齐地装着一千元钱。中秋节到了，按照往年的惯例，她得在同一天内探望两位母亲。
她先转向了左边的路。
路旁的杨树叶子已经开始泛黄，秋风一吹，哗啦啦地响。淑芬走在土路上，脚步不自觉地放慢了。她想起去年给母亲钱时的情景——那个瘦弱的老太太如何涨红了脸，硬是把钱往回推，母女俩在炕沿边“撕扯”了好一阵子，最后淑芬几乎是强行把钱塞进母亲枕头底下，逃也似的离开。
“这钱我说什么也不能要！”母亲总会这样说，“你们供孩子上大学正用钱的时候，给我这老太婆做什么？”
淑芬叹了口气，脚下的步子更慢了。
到了母亲家，那个低矮的土坯房静静地立在几棵老槐树下。院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柴火堆得整整齐齐。淑芬推开那扇熟悉的木门，吱呀一声，惊动了屋里的人。
“是淑芬来了？”母亲从炕上下来，一双布满老茧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脸上绽开笑容，“咋不提前说一声？我好多准备几个菜。”
“妈，就我自己，不用忙活。”淑芬拉住母亲的手，两人在炕沿上坐下。
简单的寒暄后，淑芬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红包，递到母亲面前：“妈，过节了，这点钱您拿着，自己买点好吃的。”
果然，母亲的脸色立刻变了，像是被火烫到一样往后一缩：“你这是干啥？快拿回去！我有钱花！”
“您就收着吧，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心意妈领了，钱不能要。”母亲坚决地推拒着，脸已经涨红了，“你孩子今年大三了吧？学费生活费哪一样不花钱？我在家花不了几个钱，你拿回去给孩子用。”
这样的推拒每年都要上演。淑芬知道，最终她只能趁母亲不注意，偷偷把钱塞到某个地方。等回到家再打电话告诉母亲钱藏在哪里。
这一次，淑芬没有坚持。她悄悄把红包压在了炕席底下，然后陪着母亲说了会儿话。临走时，母亲硬是往她包里塞了一袋自己种的土豆和一小罐腌制的咸菜。
“外面的菜贵，咱自己种的不打药，好吃。”母亲送她到门口，忽然想起什么，“对了，你等等。”
她转身回屋，拿出一个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一叠整齐的百元钞票。
“这是三千块钱，你拿着给外孙用。他在外读书辛苦，别不舍得吃。”母亲说着就要往淑芬口袋里塞。
“妈！这我不能要！”这次轮到淑芬拒绝了，“您种地挣这点钱多不容易，自己留着花吧！”
“我一个老太婆花什么钱？你们过得好，我比什么都强。”母亲执意要给。
最后，淑芬几乎是逃跑似的离开了。走出很远，回头还能看见母亲站在门口的身影，瘦小，却挺拔得像棵老松。
她掏出手机，给母亲发了条短信：“妈，钱我压在炕席底下了，您一定收着。”
很快，母亲回了一条：“这孩子...下次不许这样了。”
淑芬苦笑着摇摇头，转向右边的路，往婆婆家走去。
婆婆家住在一个新建的小区里，楼房整齐划一，小区里有花园和健身器材。几个老人在凉亭下打牌，远远地就能听到他们的笑声。
淑芬调整了一下情绪，脸上挂起恰当的笑容，按响了婆婆家的门铃。
门很快开了，婆婆穿着一件崭新的紫红色毛衣，头发显然刚烫过，卷曲有型。
“淑芬来了？快进来！”婆婆热情地招呼着，声音洪亮。
客厅里电视开着，正在播放一部家庭伦理剧。婆婆一边给淑芬倒水，一边说着最近的趣事：和老姐妹们去公园跳舞，参加社区组织的书法班，周末还打算去附近的温泉度假村...
淑芬适时地递上红包：“妈，过节了，这点钱您拿着，喜欢什么就买点什么。”
“哎哟，谢谢闺女！”婆婆眼睛一亮，毫不推辞地接过红包，顺手揣进裤兜里，动作流畅自然。
淑芬刚喝了两口水，婆婆就站起身：“我打个电话啊。”
她拿起手机，拨通了号码，声音愉快：“喂，小芳啊？你嫂子淑芬刚才来看我，非要给我一千块钱，让我自己爱吃什么买什么...对啊，孩子太孝顺了，我说不要，她非给...”
两分钟后，她又打给了小姑子：“...是啊，过节还特意跑来给我送钱，我说你们年轻人用钱的地方多，她就是不听...”
接着，婆婆又给几个老邻居、老朋友打了电话，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是告诉她们，大儿媳淑芬给了她一千块钱，非要让她自己去买衣服穿。
淑芬安静地听着，脸上保持着微笑。每年如此，她已经习惯了。
电话打完了，婆婆心满意足地坐回沙发，拉着淑芬的手：“晚上在这吃饭吧，我昨天买了条活鱼，还新鲜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