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性的趋势下，人们几乎只会做对自己有利的事，却根本不在乎这件事，是否损人利己。
如果一个人，真的完全尊重人性、原始本能，那这个人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是为了让自己开心、获益。
比如，看上别人的东西了，就抢回来。
拥有了，就获益了、开心了。
至于别人失去了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
不好意思，人性的字典当中，并没有怜悯和同情。
再进一步——看上别人的女人了，也抢过来。
占据了，也获益了、也开心了。
至于这个女人的丈夫？
与我何干？
好处我都想占，责任我都不想负，别人的死活我都不想管——这，便是人性。
这，才是人性。
很丑陋，很邪恶，却是人类，乃至绝大多数生物的原始本能。
也正是这种原始本能，支撑着生物在各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得以延续。
但这种邪恶的天性、本能，也显然不利于群体、社会的构建。
于是，在群体社会构建初期，便开始出现‘群体共识’。
比如，为了保障大家伙的利益，所有人共同约定：不能偷、抢彼此的东西，不能因为自己的喜好就伤害他人。
大多数人遵守了这个共同约定，也就是通俗意义上的‘公约’，但也还是有一小部分人，或主动、或被动的违反了公约。
于是，原本只是禁止做某事的公约，又多了一条针对违反者的惩罚措施。
在原先的：不能偷东西、抢东西，不能随意杀人、伤人的基础上，又加了一句：如果违反这条约定，就要被放逐/被孤立/被囚禁。
至此，公约演变成了法律。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又发现：仅仅只是法律——仅仅只是‘违背规定就要受到惩罚’的威慑，仍旧无法完全杜绝极少数个体，做出危害群体的事。
于是，除了‘你要是敢这么干，你就要收到这样的惩罚’这种硬性法律体系外，又产生了一个‘如果你这么干，大家都看不起你、鄙视你、孤立你’的软性道德体系。
并且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二者逐渐组合成为了社会架构的根基。
小偷小摸，大家鄙视你；
偷的多了，大家孤立你，远离你；
偷出大事儿了，官府就要逮捕你。
通过这种阶梯型、从软到硬，从社会道德层面，到法律制度层面的递进式惩罚制度，最终成为了人类文明的社会构建基石。
但还是那句话。
人类文明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是非、对错观念，是一夜之间形成的。
——古早时期，男女之间看上彼此，那是上去就能一棍子敲晕，然后拖回山洞造娃的！
那会儿，可没人觉得这不对。
慢慢的，人们一致认为：被敲闷棍有点疼，而且有被敲死的风险，能不能稍微改一下？
如果看上对方了，能不能别敲闷棍了，过去张嘴说一声，让对方乖乖跟你回山洞，可好？
等对方不乐意，你再把人家绑回去，也总好滚敲闷棍。
就这方式，放在哪朝哪代，不是奸淫妇女？
但在古早时期，这就是当时的社会共识。
而人类从古早时期‘看上对方就敲闷棍’的原始求偶方式，一步步发展到三媒六娉、婚娶结亲的文明社会求偶，是一点点发展、进步得来的。
同样的道理。
官员贪污腐败，在最开始，那就是大家都认同的。
——做官不就是为了发财？
你别看现在，我骂当官儿的不要脸！
等我当了官，我能比他还不要脸！
慢慢的，大家才逐渐发现：这样不行。
对群体、对社会的危害太大了，也太耽误正事儿了。
于是，新的公约、共识开始出现——捞钱可以，但尽可能不要耽误群体的正事儿。
只要能把事儿都办好、能把地方治理好，那贪点儿、捞点儿，也是题中应有之理了。
——你不能指望人家白干活吧？
人家‘学得文武艺’，凭啥给全天下的普通人打白工？！
人家有那个本事做官，就该得到相应的利益！
而今汉室，便正处于这个阶段。
——对于贪污、腐败，这个时代的人们，还不像后世新时代的民众那般，深恶痛绝。
因为在这个时代的人们看来，当官，似乎只有‘谋利’这一个目的。
准确的说，任何特殊的才能，似乎都应该换回相应价值的利益。
比如猛人勇士，在战场上杀敌建功，就该得到封赏！
比如文人墨客，能提出对国家有利的建议、提出对国家有利的政策，那就该加官进爵。
更何况官职，本身也是封赏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