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泽故作疑惑。“你是？”贾金龙笑道：“这么快就忘了我啦？上次在火车上，我被人强拉着去买烧鸡，还是你帮我解的围呢！”陆泽恍然道：“哦~是你啊，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印象，放心，这...老瞎子坐在车厢连接处的铁皮凳上，背微微佝偻着，双手在膝头摩挲着那根磨得发亮的枣木拐杖。他听见马魁的声音，没立刻抬头，只是喉结上下滚了滚，像咽下一口陈年的苦胆汁。“老马啊……”他开口时声音沙哑得如同砂纸刮过锈铁，“那年头，谁家不是咬着牙过日子？孩子病一场、摔一跤、掉进村口那口枯井里……都没个准信儿。我记不清了，真记不清了。”马魁蹲下来，膝盖压得裤线绷紧，仰头望着老瞎子沟壑纵横的脸：“您再想想，就那前后半年——九月丢的孩子，往前推三个月，往后推三个月。有没有谁家办过白事？有没有谁家女人抱着空襁褓在车站外头哭过？有没有谁家男人喝醉了，蹲在铁轨边骂老天爷不长眼？”老瞎子闭上眼，眼皮薄得能看见底下青紫的血管。他手指无意识地掐进掌心，指节泛白：“有……是有那么一家。”他顿了顿，喘了两口气，才继续：“西街老赵家。赵德海，开修车铺的。他媳妇怀第三胎，八个月的时候胎死腹中，血崩……人抬回来那天，正赶上宁阳站炸煤炉，黑烟滚滚的，遮得太阳都发灰。他媳妇没挺过去，人走前攥着他手，说‘给我抱个闺女吧，抱个粉裙子的’……这话，我听见过。”马魁猛地攥住老瞎子的手腕：“后来呢？”“后来？”老瞎子嘴角抽动了一下，像笑，又像哭，“后来赵德海把铺子盘了，带着他娘和俩儿子，搬去了东山那边。听说……听说是去投奔他表哥，开了间杂货铺。”陆泽不知何时已站在连接处门口，手里捏着一本卷边的《宁阳县志》，封皮上印着1962年版的字样。他听见这话，往前迈了一步，鞋底踩在铁皮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咚”一声。“东山？”他声音很轻，却像钉子楔进空气里，“赵德海表哥叫什么？杂货铺在哪条街？”老瞎子摇头：“这……我真不知道。那会儿我光顾着找闺女，哪还顾得上打问别人家的事。”马魁却忽然想起什么，猛地拍了下自己大腿：“对！赵德海搬走那年，老蔡值夜班，说看见他用板车拉了三大箱子东西，箱盖没钉严实，露出来几件小孩衣裳——粉色的！领子上还缝着小蝴蝶结！”陆泽翻开县志，在“东山镇”那一页快速扫视，指尖停在一行铅字上：“东山供销社分社，1963年春设立，首任主任赵守业。”他合上书，目光灼灼：“赵守业，是赵德海的亲叔。”汪新这时也挤了进来，额头上全是汗：“我去查！宁阳派出所户籍科的老李，我跟他一块儿喝过酒！”“别急。”陆泽按住汪新的胳膊，力道沉稳，“现在去查，太打草惊蛇。赵德海要是真干了这事，十六年过去，他早该把尾巴藏得比老鼠洞还深。咱们得先摸清他在东山到底活成什么样。”马魁点头，眼神沉得像铁轨尽头的暮色：“得有人去东山看看。”“我去。”陆泽说。“不行！”马魁断然拒绝，“你是重点培养对象，今年先进材料还没交，局里点名要你参加铁路公安系统轮训。这事儿，得我来。”陆泽没争，只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叠整齐的纸，递给马魁：“您看这个。”那是张泛黄的火车票存根，票面印着“宁阳—东山”，日期正是1963年10月17日——小女孩失踪后的第十八天。票面乘客栏写着三个字：赵德海。马魁的手抖了一下。“这票……”他声音发紧，“你怎么弄到的？”“刘桂英落网后，她家里搜出一个樟木匣子，里面全是她经手案子的‘备忘录’。”陆泽语速平缓，“不是文字，是画。她不识字，就用炭条画图记事。这趟车，她画了个穿粉裙子的小孩，旁边画了辆板车，车轮上刻着‘赵’字。”汪新倒吸一口冷气：“她……她知道？”“她知道，但她不敢说。”陆泽看着窗外飞逝的稻田，“因为她怕赵德海。刘桂英招供时说过，当年她在宁阳站盯梢，发现赵德海跟着老瞎子父女转了三天。她想抢生意，可赵德海拎着扳手堵过她两次，说‘你敢碰这孩子，我让你这辈子再修不了车’。”老瞎子突然剧烈咳嗽起来，咳得整个肩膀都在抖，手死死抠着拐杖，指节青白如骨。“赵德海……”他嘶声道，“他以前，常来我摊前修收音机。我教过他怎么换真空管……他说我女儿笑起来，像收音机里唱的《茉莉花》……”马魁喉结滚动，没说话，只把那张车票存根折好，仔细塞进内袋最贴身的位置。布料被体温熨得微热，像一小块烧红的铁片。第二天凌晨四点，宁阳站尚未苏醒，站台上只有风卷着煤渣打旋。马魁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制服，拎着一只褪色帆布包，包里装着半袋炒黄豆、三块大饼、一壶凉白开，还有两盒没拆封的“牡丹”烟——那是他攒了半年才舍得买的，准备送人的。他没告诉王素芳要去哪，只说“局里派了个短差”。王素芳正输液，针头扎在手背上，听见这话，虚弱地笑了笑：“去吧，早点回来。”马魁点点头，转身走出病房门时，脚步顿了顿。他没回头，却听见妻子在身后极轻地补了一句：“……别跟赵德海动手。”他没应声，只是把帆布包带子往肩上提了提，走进晨雾里。东山镇在宁阳东南七十公里，不通火车，只有一条颠簸的土路。马魁搭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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