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他指着一张免疫荧光的照片，“这是M7的脊髓切片？”
“对，损伤后八周。”
“原细胞的标记？”
“Nestin和Sox2双阳性，还有这个，”曼因斯坦递过去另一张，“这是三维重建，你看，它们集中在损伤中心到尾侧过渡区，形成一个梯度。”
韦伯把两张图并排放在一起，对着光看了一会儿，然后放下，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
“曼因斯坦，我们做了五十年的干细胞研究，一直在找‘种子’。移植种子，培养种子，保护种子。你们现在告诉我，种子本来就在土里，只是需要一场雨。”
“不是雨，”杨平从门口走进来，手里拿着一杯茶，“是唤醒。原细胞一直存在，在成年脊髓的室管膜区。损伤后它们被激活，但微环境不对，它们走错了路，变成星形胶质细胞，变成瘢痕的一部分。我们要做的不是种新种子，是让原来的种子发芽。其实种子无处不在，我只是唤醒它，让它变成我们想要的细胞。”
韦伯沉默了很久，然后点了点头：“所以你们的工作，是园丁，不是播种者。”
“可以这么说。”
“我喜欢这个比喻。”韦伯重新戴上眼镜，“那么，我的团队能做什么？在干细胞研究方面，我们可以世界一流水准。”
杨平坐下来，把茶杯放在桌上：“韦伯教授，您在干细胞定向分化方面的经验，没有人比得上。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原细胞被激活后，怎么引导它们向神经元方向分化，而不是胶质细胞。您的三维培养体系，您的诱导方案，可能正是我们需要的。”
“你想让我把外源性干细胞和原细胞激活结合起来？”
“对！外源性干细胞提供即时的结构支持和营养微环境，原细胞激活提供内源性的长期修复，两条腿走路，看会不会好一点。”
韦伯的眼睛亮了起来。他拿起铅笔，在纸的空白处画了一个草图，一个损伤的脊髓横截面，中间是瘢痕，周围标注着“外源性干细胞移植区”和“原细胞激活区”。
“这里，”他用铅笔尖点了点两个区域的交界处，“这是关键。两个系统怎么对话？外源性的细胞会不会抑制内源性的激活？或者反过来？”
“我们不知道，”杨平坦诚地说，“所以我们需要您，需要针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
韦伯放下铅笔，看着杨平，看了很久。然后他突然笑起来，那个笑容让他脸上的皱纹全部挤在一起，像一张被揉皱又展开的纸。
“杨教授，你知道吗，在来之前，我就有给你打工的想法。我的朋友劝我不要来。他们说，一个诺奖得主，去中国给一个年轻人‘打工’，尽管这个年轻人也是诺奖得主，传出去不好听。我说，你们不懂，科学没有年龄，没有国界，也没有面子，只有对和错。”
他伸出手，杨平握住他的手。
“合作愉快。”
“打工愉快，”曼因斯坦在旁边纠正，“韦伯教授坚持这个说法。”
拍摄在第三天结束。制片人把一份粗剪的片段给杨平看，问他有没有需要删除的内容。杨平看了一遍，画面很克制，没有煽情，没有渲染，只有数据、实验、背影，和一只猴子伸出的手。
“可以。”
“谢谢您的信任，”制片人说，“这部片子预计明年春天在德国电视二台播出，我们会提前把最终版本发给您确认。”
韦伯临走前，去康复训练室看了陈建国最后一眼。陈建国正在做步态训练，扶着助行器，一步一步地挪。韦伯站在门口，没有进去。
“他走了多远？”
“从门口到窗户，大概十五米，”李姐在旁边说，“用了二十分钟。”
韦伯点了点头，转身走了。走到走廊尽头，他又回头望了一眼。陈建国还在挪，一步，两步，三步，背影坚定。
很快，韦伯给杨平发了一封邮件，附件是一份合作备忘录的草案，中文和英文双语。杨平打印出来，放在桌上，看了很久。
备忘录的标题很简单：《关于联合开展原细胞激活与外源性干细胞协同修复脊髓损伤的合作研究计划》。
他把备忘录递给曼因斯坦：“你看看，有没有问题。”
曼因斯坦接过去，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翻到最后一页，看着韦伯的签名。
“没有问题，”他说，“这很韦伯。”
“什么意思？”
“很严谨，很实事求是。”
杨平拿起笔，在韦伯的名字旁边，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接下来的一个月，研究所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忙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