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队，愿意跟我走的，有七个人。”

    “七个人。”杨平重复了一遍。

    “七个人，加上我，八个。一个可以运转的最小实验室。”

    杨平靠在椅背上，想了一会儿。

    “研究所现在没有多余的实验室空间，但是我会帮助你协调，在三博医院内给你一个独立的实验室。”

    “教授，你这是答应了？”曼因斯坦没想看杨平这么爽快。

    “没有理由不答应。”

    杨平伸出手。

    曼因斯坦握住。

    两个人在五十多个人面前握了手，没有鲜花，没有香槟，没有摄像机。只有一个德国人和一个中国人，在一个上午，在一个普通的会议室里，握了一次手。

    很多年后，当人们回看脊髓损伤修复的历史时，他们会把这称为“杨-曼因斯坦握手”。

    会议结束后，所有人散去。杨平带着曼因斯坦去食堂吃饭。中午人多，有些嘈杂。曼因斯坦端着餐盘，看着窗口里的菜，有种久违的感觉。

    “红烧肉。”

    “麻婆豆腐。”

    “烧鹅！”

    “叉烧！”

    “番薯糖水！”

    他全部要。

    杨平笑道：“别着急，慢慢吃，能吃完吗？”

    “能！”曼因斯坦的眼睛又盯上另一个菜。

    两个人端着餐盘找了个角落坐下来，曼因斯坦尝了一口麻婆豆腐，脸瞬间红了，然后疯狂灌水。杨平在旁边看着，笑出了声，那种很少见的、完全放松的笑。

    “怎么几年不吃这个变得这么辣。”

    曼因斯坦灌了第三杯水，眼泪都快出来了。

    “你是诺奖得主，连这点辣都扛不住？”

    “诺奖不教人吃辣！”

    “教授，我说真的，谢谢你。”

    “你已经说过了。”

    曼因斯坦说：“说多少遍都不够，你知道我在德国做这个实验的时候，最难的是什么吗？不是技术，不是经费，不是猴子。是那种孤独感。全世界没有人相信我做的事是对的。每次组会，我的学生看我的眼神都像是在看一个走火入魔的老头，只有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只有你相信这条路走得通。”

    杨平夹了一块红烧肉，慢慢嚼着，没有说话。

    “现在猴子站起来了，”曼因斯坦说，“我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在你面前，说一句——教授，我没有辜负您。”

    杨平放下筷子，看着曼因斯坦，他现在就像一个年轻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