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刘建军。”保安主管指着屏幕，“在医院干了七年，从没出过差错。人很闷，不爱说话——当然，他也说不了话。但活干得仔细，特别是手术室，他打扫得最干净，连护士长都夸。”
“他昨天什么时候离职的？”
“下午四点，交班的时候。他把工牌和钥匙放在保洁主管桌上，比划说家里有事，不干了。主管问他什么事，他没说，就摇头。然后走了，什么行李都没带，就一个双肩包。”
“他住在哪儿？”
“医院宿舍，地下室。已经空了，东西都清走了，就剩几件旧衣服。打扫得很干净，床单都叠了。”
秦风让保安调出刘建军离职前的行踪。画面快进，下午三点十分，刘建军出现在住院部十一楼——那是VIP病房区，李维民当时就住在1108号房。他在走廊里拖地，动作很慢，在1108门口停留了约两分钟，低头看着地面，然后离开了。
“他没进病房？”
“没有。VIP病房有专门护士打扫，清洁工不进。”
但秦风注意到，刘建军在1108门口停留时，左手在身侧悄悄比划了几个手势。他截取画面，放大，发给苏晴。
“让手语专家看看这是什么意思。”
几分钟后，回复来了：“是手语，但很简短。第一个手势是‘任务’，第二个是‘完成’，第三个是‘等待’。”
任务完成，等待。等待什么？
“刘建军的手机号查到了吗？”
“查了，但昨天下午就关机了。最后信号定位在医院附近。通讯记录很干净，只有几个外卖和快递电话，还有一个固定号码，每周打一次，每次不超过三分钟。”苏晴顿了顿，“那个固定号码，是市聋哑学校的办公电话。”
“联系聋哑学校，问刘建军和学校有什么关系。”
等待回复时，秦风去了刘建军的宿舍。地下室很潮，只有一扇小窗对着地面，透进微弱的光。房间不到十平米，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小桌。桌上除了水杯，还摆着个相框，是刘建军和一个男孩的合影，背景是聋哑学校。男孩看起来十岁左右，笑得很开心。
“这是刘建军的儿子，刘小飞，今年十二岁，先天性聋哑，在聋哑学校读五年级。”苏晴在电话里说，“学校老师说，刘建军每周五下午会去接儿子，带他去吃肯德基，是父子俩的固定活动。但昨天是周四，他没去接。老师打电话，关机了。”
“他儿子现在在哪儿？”
“在学校宿舍。已经通知了，我们的人在保护他。”
秦风拿起那个相框。照片里的刘建军很年轻，笑得很腼腆，和监控里那个佝偻沉默的男人判若两人。是什么改变了他？儿子的病？生活的压力？还是……齿轮组织的渗透？
“秦队，”苏晴的声音严肃起来，“聋哑学校那边有个老师提到，刘建军最近半年经常在学校图书馆借书，全是关于……社会运动、民权、聋哑人历史的书。他还参加了一个线上手语读书会，主题是‘聋哑人的权利与抗争’。读书会的组织者，是李维民基金会赞助的。”
又绕回李维民。
“读书会的其他成员，名单能拿到吗？”
“正在联系组织方，但对方很警惕，说要保护成员隐私。”
“告诉他们，这是谋杀案和恐怖活动调查，不配合就申请搜查令。”
“明白。”
秦风放下相框，环顾这个简陋的房间。墙上贴满了儿子的奖状和图画，桌角有个小铁盒，上了锁。秦风小心撬开，里面是些零钱，几张旧车票，还有一封信，手写的，字迹工整但稚嫩：
“爸爸，老师说下个月有手语演讲比赛，我想参加。题目是‘我的梦想’。我的梦想是当警察，像电视里那样，抓坏人，保护好人。但老师说聋哑人不能当警察。爸爸，为什么聋哑人不能当警察？是因为我们听不见吗？但我们可以看，可以想，可以比手语。为什么不行？”
信没有日期，但纸张已经泛黄。秦风想象着刘建军读这封信时的心情。一个想当警察的儿子，一个只能当清洁工的父亲。一个“为什么不行”的问题，可能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秦队，”秦雨打来电话，声音疲惫，“刘小飞那边问不出什么。孩子很害怕，一直比划‘爸爸是好人’。他说爸爸最近老是哭，晚上不睡觉，对着手机看视频，看的时候很生气，用手语骂人。孩子问他骂谁，他比划‘骂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
“手机呢？刘建军的手机，能找到吗？”
“技术组在追踪，但手机一直关机，信号消失前最后出现在城南旧货市场附近。”
“通知老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