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页纸，图文并茂。前面八页是详细的地质勘查数据和现场照片，中间四页是三种处理方案的比选，最后四页是结论和建议。
林凡拿着这份还带着传真机热度的报告，一页一页地看。报告写得很专业，但也尽量通俗。三种方案用红、黄、绿三种颜色标注：红色方案是永久性综合支护，安全等级最高，费用四十万，工期一个月；黄色方案是简化支护，安全等级中等，费用二十万，工期半个月；绿色方案是应急加固，安全等级最低，费用十万，工期七天，但“仅能保证短期内不发生大规模滑坡，建议三年内必须进行升级处理”。
报告最后一段话被加粗了：“无论采用何种方案，必须建立长期监测机制，特别是在雨季和融雪季节。建议在坡体关键位置布设监测点，定期测量裂缝变化情况。一旦发现异常扩展，应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必要时疏散下游人员。”
林凡的目光在“疏散下游人员”六个字上停留了很久。
他把报告复印了三份，一份给李建国，一份存档，一份自己留着。然后拿着原件去了县政府。
副县长正在开会，秘书让林凡在办公室等。这一等就是一个小时。
这一个小时里，林凡把报告又看了两遍。他注意到一个细节：在责任分析部分，孙工委婉地指出，“施工方在爆破作业中存在药量控制不当、未充分考虑岩性差异等问题，是导致山体开裂的直接原因之一。但前期地质勘察深度不足，未能准确揭示岩性分布特征，也是重要因素。”
“直接原因之一”、“重要因素”。这些措辞很谨慎，但意思很明白：施工方有责任，甲方也有责任。
责任怎么分？三七开？四六开？还是五五开？
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谈判的筹码。
副县长开完会回来，脸上带着疲惫。看见林凡，他点点头：“报告来了？”
“来了。”林凡把报告递过去。
副县长没马上看，先点了支烟，深深吸了一口：“直接说，最坏的情况是什么？”
“最坏的情况，就是按红色方案做，四十万，一个月工期。我们没钱，也等不起。”
“最好的情况呢？”
“最好的情况不存在。”林凡实话实说，“只有相对好的情况——黄色方案，二十万，半个月。但只能管三到五年。”
“三到五年……”副县长吐出一口烟，“三五年后呢？”
“三五年后，如果我们争取到资金，可以做永久性处理。如果争取不到，就得继续做应急加固，或者……承担风险。”
副县长沉默着抽烟。烟雾在办公室里缭绕，让他的表情有些模糊。
“林凡，你跟我说实话。”他终于开口，“如果按绿色方案，十万，七天，出事的概率有多大？”
“孙工没说概率，只说风险很高。”林凡翻到报告那一页，“这里写着：‘在强降雨或地震等外部因素诱发下，发生局部甚至较大规模滑坡的可能性较大。’”
“较大是多大？”
“孙工在电话里跟我说，如果下一场五十年一遇的暴雨，滑坡概率超过百分之五十。”
“五十年一遇……”副县长苦笑，“咱们县，去年就说是五十年一遇的旱，前年说是五十年一遇的涝。这五十年一遇，都快成每年一遇了。”
林凡没接话。他知道，副县长在权衡。
“二十万，县里能挤出来吗？”林凡问。
“挤，总能挤出来。”副县长把烟按灭，“但挤了这里，就要亏了那里。教育、卫生、扶贫，哪一项不是嗷嗷待哺？给你二十万修路，就要从别的项目砍二十万。这个决定，不好做。”
“那绿色方案……”
“绿色方案更不好做。”副县长看着他，“十万块钱，七天工期，听起来很美好。但万一出事，就不是十万块钱能解决的了。你，我，李建国，甚至县长，都担不起这个责任。”
“所以……”
“所以只能选黄色方案。”副县长下了决心，“二十万，半个月。钱我想办法，工期你卡死。但有个条件——”
他顿了顿：“责任必须分清。该赵麻子担的，他必须担。不能县里出钱，他摘桃子。”
“孙工的报告里写了，施工方有直接责任。”
“光写不够。”副县长说，“要让他认，要白纸黑字写进补充协议。他承担多少责任，就承担多少费用。剩下的，县里补。”
“如果他不认呢？”
“那就不用谈了。”副县长语气冷了下来，“换人。安县不是只有他赵麻子一个包工头。离了他，路照样修。”
从县政府出来，林凡心里踏实了些，也沉重了些。
踏实的是，县里有了明确态度，钱的问题有了着落。
沉重的是，接下来要和赵老板的谈判，会很艰难。
回到局里，李建国正在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