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四年年初，杨虎在河北领导农民反抗苛政，他提出“均田免赋”的口号，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起义队伍迅速壮大。次年，刘六、刘七兄弟也在河北起兵响应，两支义军相互配合，转战南北，打得官军节节败退。他们的起义，沉重打击了大奉朝的统治，让朝廷上下为之震动。
永昌四年三月底，威海卫地区遭遇了罕见的自然灾害，旱灾、水灾与海溢接踵而至。先是数月无雨，土地干裂，庄稼颗粒无收；紧接着，一场暴雨引发了洪水，淹没了大片农田和村庄；随后，海水倒灌，沿海地区的百姓更是雪上加霜。这一系列的灾害，不仅让当地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更让百姓的生活陷入了绝境，反映出当时华北沿海地区巨大的生态与民生压力。
永昌四年四月底，为了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同时规范海外贸易，天帝马正德正式确立商舶抽分制度，史称“广中事例”。该制度规定，对海外贸易船只按照货物的价值抽取一定比例的税收，这标志着官方对海上贸易的管理开始走向制度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永昌四年五月，王献臣辞官归乡后，在苏州开始营建拙政园。王献臣一生仕途坎坷，辞官后便寄情于山水之间，他邀请著名画家文徵明参与设计，历时数年，终于建成了这座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的拙政园。拙政园以水为中心，错落有致的亭台楼阁、郁郁葱葱的花草树木，与清澈的湖水相互映衬，充满了江南水乡的韵味，成为后世园林建筑的典范。
永昌四年九月，四川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蓝廷瑞自称“顺天王”，鄢本恕称“刮地王”，廖惠称“扫地王”，他们聚众约十万人，在湖广、郧阳等地活动，所到之处，杀贪官、分田地，深受百姓的拥护。大奉朝急忙派右副都御史林俊巡抚四川，督兵镇压。林俊率领官军与起义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双方互有胜负，这场起义也成为了大奉朝统治后期的一大隐患。
永昌五年，凛冽的寒冬尚未完全褪去，湖广大地便已被饥荒的阴霾笼罩。从正月到四月，滴雨未降，田地龟裂，庄稼颗粒无收。官府的赋税却丝毫未减，饿殍遍野的惨状在沔阳（今湖北仙桃）尤为触目惊心。
走投无路的农民中，杨清与丘仁站了出来。他们深知，与其在家中等死，不如揭竿而起，为自己和乡亲们搏一条生路。这年春末，两人振臂一呼，数百名饥民迅速聚集，一场反抗暴政的起义在沔阳正式爆发。杨清自称“天王”，丘仁则被推举为“将军”，他们带领起义军活跃于洞庭湖水域及周边州县。
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和灵活的战术，起义军神出鬼没，多次击败前来镇压的官军。他们穿梭于洞庭湖的烟波浩渺之间，时而突袭官府粮仓，开仓放粮救济饥民；时而伏击官军船队，缴获武器粮草。一时间，起义军声势大振，周边饱受压迫的农民纷纷前来投奔，队伍不断壮大。
然而，起义军的迅猛发展引起了明廷的恐慌。朝廷急派刑部尚书洪钟总督湖广军务，调集重兵围剿。在官军的层层包围下，起义军的活动空间被不断压缩。最终，在麻穰滩一战中，起义军陷入重围，虽浴血奋战，却因寡不敌众惨遭失败。杨清、丘仁战死沙场，这场因饥荒而起的农民起义，最终被淹没在血泊之中，但它却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在湖广地区激起了反抗的涟漪。
几乎在杨清起义爆发的同时，北方的大地上也燃起了反抗的烽火。十月，河北霸州（今河北霸州）的刘六、刘七兄弟与杨虎等人，正式举起了反抗明朝统治的大旗，这场起义后来成为明中期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民变之一。
起义的爆发并非偶然。明朝中期，河北地区的农民深受“马政”之苦。官府强令农民充当养马户，不仅要承担繁重的养马任务，还要为马匹的死伤负责，许多农民因此倾家荡产。再加上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地主豪强与官府勾结，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社会矛盾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刘六、刘七兄弟本是任侠好义之人，因不堪官府压迫，早已集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以“响马”的身份劫富济贫。正德四年，宦官刘瑾派御史宁杲到河北镇压“盗贼”，宁杲采用残酷的连坐法，大肆屠杀无辜百姓，刘六、刘七的家属也惨遭迫害。忍无可忍的他们，终于在十月正式发动起义。
起义军初期以骑兵为主，机动性极强，他们在河北、山东一带纵横驰骋，迅速攻克了博野、饶阳、南宫等州县。杨虎率领的另一支起义军则在山东活跃，两支队伍相互呼应，声势日益浩大。起义军提出“建国扶贤”的口号，杀地主、焚官衙、劫兵库、释狱囚，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热烈响应，队伍很快发展到数万人。
为了镇压起义，明廷先后派马中锡、陆完等将领率军围剿，但起义军采取流动作战的战术，让官军疲于奔命。正德六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