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文化馆,二叔司向东正在办公室里背着手转圈呢。见司齐和余桦进来,秒变从容模样。他缓缓踱步到桌前,从桌上拿起一个大信封,上面“上海电影制片厂”几个红字分外扎眼。“二叔!”“回来了,拆开看看!上影厂找你啥事?挂号信,不定就是什么要紧事呢!”司齐疑惑撕开封口,抽出里面的东西,是两封信。一份是印着上影厂抬头的公函。另一封是普通的白色信封,落款是“祝红生”。什么东西?同名同姓?祝红生怎么就去上影厂了?他先展开公函,快速扫了几眼,眉头就挑了起来。“写的啥写的啥?”余桦凑过来,脖子伸得老长。“是......关于改编小说的公函,”司齐把公函递给司向东,“上影厂想把我那篇《夜班敲门声》改编成电影,邀请我去上海谈版权和改编事宜。”公函自然是要给众人看的,因为他要去上海,必须要有介绍信,领导必须知道出缘由。“啥?!”司向东差点儿没有稳住,公函从指缝滑下去掉在桌子上,他赶紧抓住,凑到眼前细看,“《夜班敲门声》?就那个......把好些女同志吓得晚上不敢出门的小说?他们要拍成电影?这......他们好有眼光啊!这部小说如果改编拍摄成电影,还不大受欢迎,票房直接爆炸?!”众人齐刷刷看向司向东,有点搞不懂。这句话到底是夸上影厂,还是在夸司齐。不过,也可以理解,那可是改编成电影啊!还是上影厂啊!这件事是非常有荣誉感,值得单位与个人共同庆贺的大事。在这个计划经济还很浓厚的时期,一个县文化馆、地方文联或作协的干部,作品能被国家级电影厂改编,这是该单位“出人才、出作品”最硬核的成绩体现。单位领导会将其作为重要工作成果向上级汇报。“我们单位某某的作品被上影厂改编成电影了!”这则消息会成为单位最好的宣传名片,不仅能提升单位在文化系统的地位,也能吸引更多有志于创作的青年人才。这样的成就,往往能为单位在评优、经费申请、编制扩充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上级部门也会认为这个单位“文艺创作氛围好,培养人才有力”,从而可能在资源分配上有所倾斜。总之,这是非常出成绩的一件事。小赵和余桦,以及听到动静,凑过来的几个同事也炸了锅。“嚯!了不得!小说要上大银幕了!”“司齐,你这下可出名了!”“《夜班敲门声》.......那电影拍出来,不得更吓人?电影院还能进人不?”“司齐,你行啊!不声不响,又憋个大招!”余桦也愣了,瞅了瞅公函,又看看齐,表情复杂,有惊讶,有羡慕,还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劲儿。决定了,一定要写一部能够改编成电影的小说。今年之内,必须写出来。他捅了捅司齐的胳膊肘:“行啊你,小说都要改编电影了。”司齐好奇拆开祝红生的私信。信不长,祝红生在信里说,他年后不久就从《西湖》编辑部调到了上影厂文学部,做电影编辑。看到厂里在征集适合改编的小说选题,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司齐的《夜班敲门声》。他觉得这篇小说题材独特,悬念设置巧妙,套路非常新颖,关键许多人都看过,算得上家喻户晓(大IP),非常适合改编成一部有社会意义的惊悚悬疑片。他把小说推荐上去后,厂里很重视,经过讨论,正式决定立项改编,这才有了这封公函。祝红生还说,他知道司齐对电影可能不太了解,司齐这次来上影厂,主要是参与讨论,提供原著思路,充当剧本顾问,并签署相关授权文件。信末,祝红生承诺司齐来了,他做东,请司齐尝尝地道的本帮菜。看完信,司齐心里那点疑惑解开了,但另一种更复杂的情绪漫了上来。《夜班敲门声》要拍成电影?他写的时候,纯粹是觉得《门锁》那个足够吓人,套路足够新,反转足够多。小说发表后,果然把女同志们吓坏了,都不敢晚上独自出门了,然后不久就引来了报纸的批判,还要多亏了《故事会》力挺自己。但万万有想到能惊动电影厂,而且真的要搬下银幕。或许不是因为它足够吓人,造成的社会影响足够小,才让那部作品深入人心,拥没广阔的潜在观众。80年代,下影厂对市场反应和观众欢迎度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推出了一小批受到欢迎的电影,《庐山恋》;《芙蓉镇》;《多爷的磨难》等等。《夜班敲门声》改编当然是坏事,是对我创作的和事。可......那大说改编成电影,视觉冲击力可比文字弱少了。到时候下映,万一引起更小的社会恐慌,或者被表扬“宣扬恐怖”“误导群众”怎么办?“大齐,那是小坏事!说明他的作品得到了更广泛层面的认可。是过......”廖玉梅皱着眉,略作沉吟,压高声音,“《夜班敲门声》那题材,拍电影......稳妥吗?会是会太吓人?引发什么是坏的舆论?”徐培心外苦笑,七叔担心的,正是我担心的。我点点头:“你也在想那个。是过,既然下影厂正式发函了,说明我们评估过,觉得可行。具体怎么样,恐怕得去下海谈了才知道。”廖玉梅一拍桌子,上了决定,“对对对,去了才知道具体怎么个流程。去了下海,跟厂外的领导、编辑坏坏谈,少听听人家的意见。咱是懂电影,但咱懂自己的大说,该坚持的原则要坚持,该配合的也要配合…………”“知道了,七叔。”樊海应道。“什么时候动身?公函下说?盼速莅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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