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杀令》刚刚颁布，任风遥已将目光投向了更具体的困局。他找来李嵩，指向漕河图上临清以南的河段。
“大人请看，”李嵩趋近，声音里带着老吏特有的沉郁，“去岁开封决口，黄水夺淮入海，山东以南的运河，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源，则更难冲沙。”
任风遥不解此意，微微蹙眉道：“无源之水，更难冲沙？何解？”
李嵩不知任风遥乃现代穿越而来，还真不清楚历史上的黄河改道。便指着地图叹道：
“大人明鉴，去岁黄河大决后，黄河已然南徙夺淮。我山东运河，自此失了最大水源。如今全赖汶上诸泉与南旺湖蓄水接济，水量不及旧日三成。水流缓如池沼，有水而无势，如何载沙？故今岁淤塞之速、之固，尤胜往年十倍。此非人力懈怠，实乃天时水势……尽失矣。”
任风遥默然。
他听懂了。黄河的离去，抽走了运河的魂魄——那股奔腾涤荡的生命力。
缓慢的水流失去了“自洁”之能，泥沙便如附骨之疽，疯狂沉积。这从自然条件上，让任何人工清淤都变成了事倍功半、甚至徒劳的绝望工程。
任风遥想再问“为何不把黄河改道回来”，但话至唇边，又生生咽下。
他清楚地知道，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的六月，这是一个连提出都显得奢侈的幻梦。黄河非小溪，让黄河主流北归，需要动员数十万民夫，重构千里河防体系，更需要一个国力鼎盛、技术强悍、政令畅通的帝国中枢来支撑。
而眼下的大明，连维系运河最基本的“岁浚银”都已断绝，何谈移山倒海？
去年李自成与官军决堤水淹开封的惨剧，竟阴差阳错，为运河的命运敲响了最后的丧钟。
至于黄河现代在河南与山东的走势，那是三百年后，另一个时代的史诗了。
李嵩见任风遥面色凝重，明白是在慨叹，也叹道：“黄河爷这一去，怕是再也不会回头了……”
任风遥却抬起头，目光似越过堂宇，投向渺远的未来：
“相信我，它还会回来的。在三百年后，人们将有力量，令它安澜归道。”
李嵩愕然，望向任风遥眼中不容置疑的笃定，心底莫名竟信了七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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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风遥没问为何现在还不通，既然连之前的贪腐他都已经决定放弃追查了，还纠结这事何益？
便直切要点问道：“现今清淤疏通，归哪些衙门管？是何章程？”
李嵩苦笑，这问题正戳中明末漕政最溃烂的脓疮。
他从工部营缮分司的“总责”，说到运河同知的“总领”，再历数河工巡检司、闸官、临清州衙、临清卫的协办之职，以及名存实亡的“闸溜银”。权责条文听起来环环相扣，无懈可击。
“停！”任风遥听得心烦意乱，挥手打断，“什么乱七八糟的？！如此多头参与，事到临头，责任到底算谁的？！”
“此乃纸上章程。”
李嵩语气满是无奈的现实，“‘岁浚银’年年拖欠，‘闸溜银’层层克扣。河道、地方、军卫、户部钞关……权责交错，却互不统属。无钱无粮，便成一盘死棋。”
任风遥彻底明白了。这是系统性的瘫痪，完美的官僚主义死循环。
他嘴角掠过一丝冷峭的弧度：“去，把这几处的，都给我‘请’来。”
李嵩面露难色：“大人，方才……不都让您给打跑了么？”
任风遥嗤笑一声：“刚才那些，说了能算？我要的是能拍板、也得担责的正印官。去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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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运河同知、河工巡检司巡检、闸官署闸官、临清州知州、临清卫指挥使五人被“请”至漕运总署大堂时，气氛与昨日已截然不同。
任风遥见临清知州居然也来了，念在其在水泥厂建设中的贡献，不由微微颔首。
众人见昨日那神秘的凶徒已不见踪影，主位上端坐的，是一位银发如雪、不怒自威的年轻男子。
虽未着官服，但其形貌气度，已让众人瞬间明了身份。
“下官（卑职）叩见钦差任大人！”
几人没有丝毫犹豫，齐刷刷跪倒在地，行下大礼。面对这位手握重兵、天子特简、行事霹雳的山东提督，无人敢有半分怠慢。
“坐吧。”任风遥声音听不喜怒。
几人谢恩后，忐忑落座。
任风遥没有废话，直接开门见山：“陛下命我提督山东军务。军务之基，在于粮饷；粮饷之通，在于漕运。凡梗阻漕运、危害山东安危者，皆为我敌。《十杀令》所护，即是此路。”
开篇就将自己的行动立了一个大人设。众人懂得官场道道，皆静待下文。
他起身，走到漕河图前，手指重重点在临清段几处刺目的红标上。
“闲言少叙。二百七十余船淤塞于此，漕脉断绝。商路不通，阻我山东发展。本督只问：清淤之事，因何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