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的大明，早没了“万国来朝”的体面。不光百姓在挣扎求活，就是那些手握兵权的军阀，哪一个不是？只是因为各自“资源”的不同，活法不一样罢了。
此刻的李自成，正站在人生的巅峰。自三月在襄阳称“新顺王”，他不再是那个领着流民四处奔逃的“闯将”，而是敢与朱家争天下的王者了。
数十万大军正在整编，青布号衣上缝着“大顺”二字，刀柄缠着红绸，士气如虹。首要目标便是攻取关中，消灭明朝在西北的最后支柱。
而崇祯皇帝，因为任风遥的穿越，暂时按住了关外的兵戈，他“安内”的心便烧得一日比一日焦灼。催战的诏旨，一道比一道急，压在孙传庭的案头：“速出潼关，扫荡狂氛”。
任风遥的“蝴蝶效应”并不明显。截止目前，仅仅改变了“壬午之变”的一小片历史天空，却并未对中原的乱局产生根本性影响。
在1643年的历史原本写着：孙传庭被崇祯诏令催促，在练兵不足的情况下，于八月被迫出潼关与李自成部决战，到十月兵败身死。目前，那沉重的历史车轮，依旧顺着旧辙向前，没半点要拐弯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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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庭，这位被崇祯皇帝倚为“最后长城”的名将，从诏狱出来不久，即开始苦心编练“秦军”，积蓄力量。他深知现在部队刚刚建军，缺乏训练，缺少军饷，士气低下。
他和任风遥一样，也需要时间。
此刻，孙传庭正被囚笼般的期待与压力扼住咽喉。
“若再给老夫一年……不，半年整训时光，何至于此！”
他深知军队尚未完全成熟，更知李自成今非昔比，但君命与国势已将他逼至悬崖。他就像一名技艺高超却手持钝剑的剑客，正被迫走向一场没有十足把握的生死决斗。
历史的聚光灯，正缓缓移向潼关那狭窄的通道。
他麾下两员大将，高杰与白广恩，便在这渐收的聚光灯下，显露出各自的影子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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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孙传庭手下这个白广恩，吴三桂要算“三姓家奴”的话，那他得算“四姓家奴”了。
早年跟着农民起义首领神一元、神一魁，是揭竿的反贼；崇祯五年（1632年）神一魁势衰，他立马率部降明，成了明军将领；
后来跟着孙传庭打李自成，孙传庭一死，他又投了李自成；
到顺治二年（1645），清军在陕西打垮李自成，他再递降表，自陈罪状，清廷倒也宽宥，说“白广恩自矢奋勇杀贼，足见苦心，不必自陈前罪”，让他入了汉军镶黄旗。
顺治五年（1648）还追叙投诚功，给了骑都尉世职，最后病死，让兄长的儿子白良柱袭了职。
当然，在明末投降大清的明朝官员数不胜数，在这个乱世早就属于正常现象了。活下去才是头等的。
这段时间，白广恩在孙传庭的统筹下，正在整军备战。
五月上旬，孙传庭在西安整训“火车营”（装备火器的混成部队），白广恩负责督造战车。《明季北略》记载，其“每日校场演炮，声震闾阎”，但因工匠逃亡，至五月底仅完成半数战车。
五月中下旬，白广恩奉命巡视陕北三边，协调榆林、宁夏驻军粮草。他催粮期间，因地方官抵制，仅征集到杂粮3000石。向孙传庭诉苦称：“榆林镇存粮仅够七日，宁夏镇已杀马为食”（此奏疏现仍存于《孙传庭疏牍》）。
《陕西通志》载其“亲赴米脂、绥德催粮，士卒沿途劫掠民粮，致鄜州民变”。
为解决补给，白广恩纵容部下劫掠，导致“延安、庆阳民变蜂起，饥民投闯者日以千计”——各位看官别惊讶，到明末的时候，抢不到粮食的大明军队，要么当流民，要么也都加入农民军了。
（明末明军因财政崩溃、军饷匮乏、将领约束失控，“纵兵劫掠百姓”早已是普遍现象，白广恩、高杰、刘泽清、左良玉及大量明军将领均有明确劫掠记录，绝非个例。
边军（如驻守山海关、宣府的部队），因军饷长期拖欠，常“出塞劫掠”或“掠内地百姓”。《明季北略》记载，1640年后边军“哗变劫掠者十之七八”；
地方团练/援剿部队，如1642-1643年驰援河南的“保定兵”“四川兵”，均有“沿途抢粮、焚毁民舍”的记录。《绥寇纪略》称其“贼未至而兵先害民”。
所以，明末明军的“劫掠百姓”，不是个别将领的恶行，而是制度性崩溃下的普遍现象——朝廷无力供饷，将领无力约束，士兵只能靠劫掠生存，最终形成“兵比贼凶”的恶性循环。）
白广恩虽说暂时稳住了陕西防务，可民怨也炸了。李自成抓着这个由头，发了《剿兵安民檄》，到处贴：“白广恩纵兵殃民，我必为尔等除之！”檄文在河南、陕西传得沸沸扬扬，明军的士气更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