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将都已经这样了，就什么都不用说了，每个人都走向各自守卫的城门。所谓战友，就是在战场同生共死的伙伴。梅免发动了进攻，伊阙战役开始。从某种意义讲，古代的战争史，也是一部城池的攻防史。几千年来，“攻城拔寨”是历来战争的直接目标和关键动机。随着战事迭起，攻防相生，城池也因此成为最大最重要的战争舞台。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纷争，群雄并起，战争极其频繁，也因此形成了各诸侯国割据自立的多中心城池筑城体系，仅春秋、左传、国语提及的城邑地名就达千余座。据不完全统计，仅战国时期较大规模作战行动就有230多次，其中23以和攻城有关。根据孙子谋攻中“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的说法推断，在那个冷兵器的时代，攻城往往会伴随着极高、极可怕的伤亡率。但这也同时说明当时的守城战术和器具，必然非常完备和发达。因此，有兵圣之称的孙子，也认为攻城是万不得已的“下下策”，并告诫道：“故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对此，同时代的墨子也持相同观点，并利用自己掌握的“完美守城攻略”，四处推行自己的“非攻”理念。在他的著作墨子中第十四、十五卷就专门介绍了守城的装备、战术、要点，共二十篇。虽然目前仅存十一篇，可已经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冷兵器时代的城池防守之术。从军事博弈的发展脉络看，历代中原统治者，之所以都特别偏爱建立在城池防守基础的“非攻”军事防御手段，也许正是得益于筑城技术的高度发达和城防之术的极高效率。于是，专守待敌、后发制人的“筑城防御”军事思想大行其道，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文明的走向。从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开始至今，无论是历代对于长城防线的高度重视，还是今天我们依然用“钢铁长城”来形容我们的国防理念，都足以说明这种以城墙为基础的战略防御思想，对我们的影响是多么重要、多么深远。当然，这种“被动防御”的军事思想形成，除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平和民族性格因素外，还与中原民族的生存环境和经济特征是分不开的。中原民族的农耕经济，自然离不开长江、黄河广大流域的沃土滋养，中原民族已经习惯了定居的安乐和富足，自然不会，也不愿像游牧民族那样游击争斗。而平原之，无险可守，要守卫自己的领土，保护自己的家园，特别是针对游牧骑兵部队骚扰的最好办法，自然是建造坚固的城墙堡垒。同时，高大的城墙还能提供防洪水、防强盗、防猛兽等多重安全功能。“四塞以为固”的中国，也因此能够在四四方方的城墙庇护下，码着四四方方的文字，迈着四四方方的脚步，从容又体面地延续着一种辉煌而伟大的黄色文明。中国人对于城池的偏爱，除却以诸多因素外，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心理原因，那就是自信。这种自信，是建立在人口盛昌、经济繁荣和文明发达的多重基础。换句话说，筑城的底气在于“建”得起、“防”得好、“守”得住。正如我们喜欢用“固若金汤”来形容防守，或者爱唱“万里长城永不倒”一样，这些都是这种民族集体自豪心理的微妙写照。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城池的建筑还是防护，都是高技术、高投入的产物，不是谁都能修得起，更谈不修得足够好。而要消解来势汹汹的侵犯之敌，除却厚厚的城墙外，有着高度文明和发达经济的守城一方，自然拥有更多“后发制人”的技术法宝。中国早期的城池，绝大多数是土筑。因此在中国古代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城池都是一副黄秃秃的模样。早在三千年前的殷商时代，我们的先民已经掌握了版筑的技术。所谓版筑，就是筑墙时用两块木板版相夹，两板之间的宽度等于墙的厚度，板外用木柱支撑住，然后在两板之间填满泥土，用杵筑捣紧，筑毕拆去木板木柱，即成一堵墙。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版筑的技术更是大大提高，普遍采用悬版夯筑法，即用木棍穿过两侧夹板，以绳索固定取直，中间填土夯实，诗经中的“其绳则直，缩版以载”，说的便是这种方法。用这种版筑技术筑成的城墙，比以往更结实，因此可以取消旧法中两侧的护城坡，从而增加城墙的攀爬难度。当时有的城墙还采用土坯单块土坯尺寸约为1米0.4米0.2米垒砌，下交错叠压，以此提高墙体的密度和强度。大多数的土城墙，为保证牢固度和强度，只能往高、大、厚靠拢。譬如两千多年前齐国的都城临淄，城墙宽度就达20米，楚国都城郢的墙厚也有14米之多。在冷兵器时代，这样的厚度，其抗击打能力，足以令人放心。此外，为保险起见，在高大厚实的城墙外，与城墙平行的还有人工挖掘的宽深壕堑也可以引注河水，成为护城河。大的都城，城外环周的护沟壕，通常宽度达到30米，深度也在45米。不过，土城也有土城的好处，那就是容易修补。从军事防御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城池的构筑，可谓布局精妙，机关重重。在高大的城墙顶部，筑于外侧的有连续凹凸的齿形矮墙，称作雉堞，又称垛墙，有垛口，可射箭和瞭望，下部有通风孔，用来保护墙体。内侧矮墙称为女墙，又叫“睥睨”，一般比垛口低，起护栏作用，防止士兵往来行走时跌下。此外，城墙内部也都修有环城马路和登城道。城墙每座城门的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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