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师亦知，百姓大多贫苦，只是普通的生病受伤，或许就会导致一户家破人亡。”秦时轻叹，“他们要承担朝廷赋税，还要背负家庭重担，不应该再有其他人在他们身上吸血了！
心灵上的慰籍并不能改变现实，百姓如果活不下去，就会造反。造反的人多了，天下就会大乱！
隋末崩乱之景，禅师也曾亲眼目睹。这乱世对普通百姓太过残酷，山东之地，有多少原本人口稠密之地成了无人区？
十户存一，存的也是那些世家大族！
所以，对于新生的大唐，要想让国富民强，不再受突厥等胡虏所欺，便绝对不能再任由百姓随意出家！
因此，整改的第一步，就是控制僧人的人数！
我会上奏陛下，对天下僧人，严格施行度牒制度。私度者，不仅剃度之人与被剃度者都会受到重罚，寺庙同样会受到处罚。
直接影响的就是能够获得的度牒数量，严重者，拆毁庙宇。
已经出家之人，每三年参加一次考核，考核不通过，强制还俗。世人需要明白，寺庙，不是避难所！
第二，寺庙的经济需要受到管控，庙宇、寺田的规模必须受到限制，不得放贷、兼并。
并且，香众给到寺院的香火钱，除开寺院日常所需与维护所用之外，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既然已经是出家人，就别再想什么锦衣玉食了。一碗饭、一件衣、一舍房屋，足矣！
百姓们见到僧人的日子艰难，对佛的信仰也会更真挚。那些想通过出家来逃避责任的人，也会少上许多。
第三，提倡“农禅并重”，僧人亦需参与生产，自食其力。如禅宗有言，‘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云公之志，非为一寺一僧，乃为天下苍生与佛法慧命，贫僧敬佩。”宏灵轻声道，“但此路艰难，必遭巨大阻力。”
“大唐需要的是研习精义、持戒修身、以善行教化乡里的真僧人，而非逃避赋役、囤积财富、蛊惑人心的假和尚。”秦时语气坚定。
“若佛教能自查自清，限制规模，将资源更多用于民生所需，并接受朝廷之管辖，则佛教可存，可兴。若不能……” 秦时目光如炬，未尽之言，寒意凛然。
宏灵禅师沉默良久，心知秦时已经做出决断。即便当今天子不允其策，待到新帝登位，也会加以实施。
届时，只怕佛门受到的打击将会更大，真正发展成为“灭佛运动”，也未可知。
想到这里，宏灵最后长叹一声，“云公欲以力正法，正是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贫僧……受教了。
佛门清净地，确不该成藏污纳垢、损耗国本之所。
贫僧残年，或可尽些绵力，梳理经典，倡导清修，约束门下。然天下寺院众多，恐非一人之力能回天。”
秦时闻言起身说道：“风气之变，自上而始。大兴善寺乃皇家寺院，天下瞩目。
禅师若愿做此表率，整顿寺务，上报朝廷，则为天下僧侣之幸，亦为佛教存续之机。 至于其他……自有国法纲常。”
宏灵禅师将秦时送至禅房之外，“云公之前路，血火相伴。然心底一点慈悲光明不灭，终将照见彼岸。他日若觉心扰，不妨再来此静室一坐。”
“多谢禅师。”
……
武德七年，九月十五，大朝会。
在处理完与突厥等国的外交之事后，天策府长史、检校左翊卫大将军、云国公秦时向天子上《请正释教疏》。
内中阐述了当今的佛门，在国本民生层面：
大量百姓剃发出家，逃避赋税徭役，导致国家财政与劳动力流失；寺庙兼并土地、聚敛财富，进一步加剧民生疾苦，损耗国家根基等核心弊端。
在伦理思想层面：
以佛教“背亲出家“乃是“以匹夫抗天子”，违反了儒家以“忠孝”为核心的思想。冲击君臣父子的纲常伦理，不利于王朝统治秩序的稳定。
现实治理层面：
隋末战乱后，佛门乱象未除，僧人良莠不齐。部分人借宗教之名蛊惑人心、干预政事，希望通过限制佛教，强化朝廷对社会的管控。
并附上整改之策：
第一，施行严格的度牒制度。
第二，控制寺庙财产。
第三，僧人当自食其力。
第四，回归经典，强调“心性修行”和“社会责任”，批判奢靡迷信之风。
秦时的奏疏言辞剀切，掷地有声，当庭宣读之际，满殿文武哗然。
李渊不置可否，却令人将奏疏递与三品以上大臣传阅。
朝堂之上，立时分为两派。
太仆卿张道源出列叩首，高声赞道，“云公所言，字字切中时弊！佛门滥觞，耗国损民，若不整饬，国本将倾。臣附议！”
话音未落，中书令萧瑀已愤然起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