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暴躁的原因，主要是有人提出要和皇太极议和。
这个提出来议和的人，地位很高，而且位子很重要。
袁崇焕！
和后金打了这么多年，袁崇焕对建奴太熟悉了。
他的主要策略就是守。
硬守，往死里守。
哪怕是他的成名之战，宁远大捷，也是靠死守取胜的。
那一仗，袁崇焕大败努尔哈赤，声名鹊起。
后来努尔哈赤没了，据说是在宁远被袁崇焕打伤的，反正就是死了。
这让朝廷觉得有了对付后金的扛把子，那就是袁崇焕。
崇祯上位之后，对袁崇焕是寄予厚望的，许他督师辽东，许他尚方宝剑。
因为在崇祯心中，希望袁崇焕能打败建奴，一雪前耻。
最好是打得建奴回到那穷山恶水的地方去。
所以才有了那激动人心的誓言：“倘皇上假臣便宜，计五年而东夷可平、全辽可复”。
崇祯自然要体现君臣一心，立马拍板，如果你袁崇焕要是五年复辽，不吝封侯之赏。
可是现在，袁崇焕提出了议和。
这让崇祯心里很不爽。
其实袁崇焕并不是此时才有想要议和的举动，他先前就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手段与后金是有联系的。
例如努尔哈赤死了的时候，袁崇焕还派人去吊唁。
后来朝廷里的大臣纷纷攻击袁崇焕，说他有异心。
袁崇焕解释，这是离间计，是想要借着吊唁的机会，去刺探后金虚实。
然后趁着后金汗位更迭之际“乘机进剿”。
那皇太极是个高手，既然你用离间计，那我就用反间计。
他热情接待了袁崇焕派来的人，而且还对袁崇焕大肆夸奖，还给袁崇焕送了不少礼物。
为了表示诚意，还将军队后退了十里。
皇太极上位之后，又给袁崇焕送了信，传递了小纸条。
意思是先前就要和谈，因为事情耽搁了，现在有时间了，我们好好谈谈。
袁大督师表面端庄：“奉帝命统辖边兵……”实际上绕来绕去，就是告诉对方，大汗您仁慈，但我家领导英明，不好忽悠，所以这事我先按下不表。不敢随便汇报，上奏条件嘛，要退地归顺才好办。不然咋交差？
其实两边都是演戏，都想着拖一天算一天。
谁都没准备真的掏心窝合作一把，只不过各自难处不同罢了——大明穷得叮当响，还要分兵对付农民军；后金缺钱缺粮蒙古又闹腾，也需要喘口气。
就这样拖了下来。
可是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袁崇焕提出要议和呢？
这其实和朝廷的策略还是有关系的。
最主要的还是大明的天灾不断，和民变四起。
为了赈灾，平乱，朝廷投入了太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依旧无法彻底熄灭这四处燃烧的大火。
而且这火，还有蔓延成灾的趋势。
无论是卢象升也好，孙传庭也罢，加上洪承畴、左良玉，都是能剿灭一时的，都不能彻底诛杀。
一旦给了农民军喘息的机会，他们又携裹流民卷土重来，一发不可收拾。
这个时候，冒出来的一个奇人，让崇祯皇帝很信任。
他就是前面提到的杨嗣昌。
杨嗣昌熟悉典章故事，工于笔札，富有辩才，每次崇祯皇帝召见时，都能思如泉涌，侃侃而谈，与前任兵部尚书的呆滞木讷之状迥然不同，因此崇祯帝每次召见他的时间都远远超过规定时间，对他几乎言听计从，甚至惊叹：“用卿恨晚！”
其他的大臣，都是针砭时弊，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
唯独杨嗣昌，是有宏观的眼光，长远的胸怀，以及宽广的格局。
他对明朝的体系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杨嗣昌对明朝未来的规划可归纳为三点：一、攘外必先安内；二，足食然后足兵；三、保民方能荡寇。
其对策主要集中于前两点。对于第一点，他认为天下大势好比人的身体，京师是头脑，宣、蓟诸镇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之地是腹心。
如今形势是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外患固然不可图缓，内忧更不能忽视，因为它流毒于腹心，如果听任“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干”，徒有肩臂又有何用呢？所以他主张稳住京师附近的局势，专心致志、一鼓作气的剿灭农民军。
对于第二点，他建议增兵12万，并增加饷银280万两，采取均输、溢地、寄监学生事例、驿递四个途径。于是崇祯帝在他的建议下先后向民众加派剿饷和练饷。
杨嗣昌的大政方针得到了崇祯皇帝的支持，在卢象升、孙传庭等人硬着头皮的付出下，还是有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