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陈济晟的延安之行本身就是一幅展现战时中国全景的画卷。为了保密和安全，他化名“陈敬之”，以寻常商人的身份，带着一批精悍的保镖，乘坐自己的货轮抵达英属香港。香港，这座当时远东的情报中心与避风港，成为了他进入中国大陆的门户。在这里，通过秘密渠道，他与中共负责南方事务的廖承志等人取得了联系，并敲定了进入陕北的复杂路线。

    离开繁华的维多利亚港，他先乘船至法属广州湾（湛江），再转道内陆。一路向北，所见所闻不断冲击着他的内心。在桂、湘、川等国统区，他亲眼目睹了官僚的贪腐横行，军纪的废弛混乱，以及民生的凋敝困苦。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救灾物资被层层盘剥，壮丁被随意抓捕，发国难财者比比皆是。这种腐烂到骨子里的景象，让他对国民政府的最后一丝幻想也为之破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沿途听到的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英勇抗敌、建立根据地、与人民鱼水情深的传闻。这些传闻虽未必尽实，但与眼前的现实相比，无疑指向了另一种可能。

    经过长途跋涉，穿越重重封锁线，陈济晟一行终于抵达了国共两党的交界地——西安。在这里，由周恩来亲自安排的中共办事处人员热情而审慎地接待了他。在西安短暂停留后，他们换乘了一辆不起眼的卡车，在夜幕的掩护下，向着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驶去。当车轮碾上那片无垠的黄土，陈济晟知道，他离那个传说中的红色心脏，越来越近了。

    一九三八年九月的陕北延安，黄土高原的秋风已带着凛冽的寒意，卷起千沟万壑间的尘土。陈济晟在一队精干护卫（名义上是商队护卫，实则是他麾下南洋武装的骨干）的陪同下，历经辗转，终于抵达了这座被外界传得神乎其神，却又无比朴素的“红色首都”。

    一路行来，所见所闻，与他熟悉的上海、重庆乃至南洋的繁华都市截然不同。延河水浅，宝塔山孤，城内窑洞层层叠叠，街道上行走的人们，大多穿着朴素的灰布军装或打着补丁的土布衣服，面色却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昂扬与坚定。这里没有霓虹闪烁，没有车水马龙，只有墙上醒目的抗日标语、此起彼伏的操练口号，以及回荡在山谷间的《黄河大合唱》的雄浑旋律。一种艰苦卓绝却又生机勃勃的气息扑面而来。

    当陈济晟的车队缓缓驶入延安城时，他首先看到的不是高楼大厦，而是蜿蜒于山坡之上的土黄色窑洞，以及远处巍然矗立的宝塔山。空气中弥漫着黄土和干燥的气息，与南洋湿热的海洋气候截然不同。

    延安的“简陋”超出了他的想象。没有柏油马路，没有霓虹灯火，街道上往来的人们，无论是干部、士兵还是普通百姓，大多穿着打着补丁的灰色或蓝色土布军装。然而，这种物质上的贫瘠，却丝毫无法掩盖人们精神上的昂扬。他看到，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自信而坚定的神情，步伐矫健，目光明亮。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学习小组在讨论时事，墙壁上贴满了抗日宣传画和标语。整个城市仿佛一所巨大的学校，一个巨大的军营，充满了紧张、有序而又朝气蓬勃的革命氛围。

    他内心是复杂的。作为纵横南洋、富甲一方的巨贾，他见过世面，也深谙与殖民者、与各路政商打交道的规则。他对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派系倾轧早已失望透顶，这也是他倾力支持女婿徐渊在西南另辟天地的原因之一。但面对共产党，他本能地怀有更深的疑虑。他听闻过关于“共产共妻”、“消灭资本家”的传言，尽管徐渊多次去信分析，称中共政策已转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务实色彩浓厚，但他骨子里对一种未知意识形态的戒备，并未完全消除。他此行的目的，既是受徐渊所托，建立一条更直接、更稳固的支援渠道，也是要亲眼看看，这片土地上，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在领导着这样一场迥异于国民党模式的抵抗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