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危局，首在避免内战，此为国家民族最高利益’——把调子定在‘民族大义’上，让主战派难以反驳。”徐渊冷笑一声，“‘张、杨此举虽属悖逆，然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诉求，深合全国民意’——先骂一句‘悖逆’表立场，再点出他们诉求的合理性，堵死‘只谈平叛不谈抗日’的路。”
针对主战派的军事行动，他的措辞带着警告：“‘若大举讨伐，势必引发更大规模之内战，中央权威亦将分崩离析，届时日寇坐收渔利，国将不国’——把后果说透，尤其是‘中央权威分崩离析’，这是蒋介石最忌讳的，也是孔宋等人最担心的。”
最后，他抛出解决方案，也是给主和派的台阶：“‘当务之急，是派遣可靠大员（如宋子文、端纳先生）赴西安接触’——点名宋子文和端纳，这两人是蒋介石能信任、张杨也能接受的，暗示我们已有渠道沟通。‘国民政府如今内外交困，更需要蒋公出面主持大局’——给足南京面子，也暗示了释放蒋介石的必要性。”
三封电文拟毕，徐渊逐字审阅，确认没有破绽。译电员将密码纸卷起，塞进中空的毛笔杆，交给三位不同路线的信使。密室的门再次关上时，炭盆里的火星正慢慢燎原，如同他此刻心中的盘算——这三封电报，就像三根细针，要在西安、南京、延安这紧绷的三角上，小心翼翼地校准历史的天平。
“就看这几日了。”徐渊望着北方，窗外的阳光终于穿透了重庆的雾霭，在地图上投下一道亮痕，恰好落在“西安”二字上。
为了多方联动，达成最终目的，徐渊动用了他的宣传力量。在“主战”喧嚣压倒一切的舆论场中，单纯的呐喊毫无意义，必须用“客观”作铠甲，以“公义”为利刃。他连夜召见《大公报》重庆版主编与《渝声晚报》社长，指尖划过草拟的评论提纲：“笔调要稳，像在说公理，不是讲立场。”
次日清晨，重庆街头的报童刚喊出“《大公报》特评”，报纸便被争抢一空。那篇题为《国难当前，岂容同室操戈》的评论，开篇便引述绥远抗战中将士的家书：“日寇炮轰百灵庙时，弟兄们怀里揣的还是家乡的泥土，哪分过中央与地方？”文中巧妙穿插福建事变、两广事变的教训，含蓄点出“派系之争从未换来一寸失地”，文末那句“国家利益当为一切恩怨的度量衡”，被无数读者圈点传抄 。紧接着，《华商日报》连续三日推出“时局观察”专栏，以数据佐证“西南厂矿月产钢铁可抵日军三月消耗”，反问“若内战起，军需自何处来？”；《新民周刊》特刊则刊登了二十位西南名流的联名信，其中“日寇在华北增兵三万，而我们的枪口却对准同胞”的诘问，直刺人心。
这些言论如细流汇江，迅速穿透主战派的舆论壁垒。上海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特意转载了重庆报刊的评论，北平的东北救亡总会也发电称赞其“道出民众心声”。更关键的是，云南龙云、四川刘湘等地方实力派的府邸里，徐渊授意刊发的文章被反复研读——刘湘看着报上“川黔运输线一旦中断，粮械将滞留三峡”的分析，当即致电南京“请以政治手段解决陕事”，这份电报的措辞，与《渝声晚报》的社论几乎如出一辙 。
舆论造势的同时，徐渊的手已按在了西南经济命脉的开关上。12月16日，重庆21兵工厂的汽笛突然长鸣，工人被紧急召集，厂区四周拉起铁丝网，原本对外运输的军火列车悄然停靠在专用站台；綦江铁矿的采矿设备虽未停工，却暂停了民用钢材供应，矿场出入口多了荷枪实弹的守卫；民生公司的十余艘江轮一改常态，以“检修”名义停泊在朝天门码头，阻断了部分川江航运——这些徐渊掌控的核心资源，恰好扼守着西南军需与民生的咽喉。
消息没有通过任何官方渠道发布，却顺着商会、栈行、地方军阀的密探网络悄然扩散。南京军政部的密报显示“西南重要厂矿均进入戒备，似有响应西安之意”；何应钦派往重庆的联络员在电报中提及“民生公司江轮停摆，中央军驻川补给恐受影响”。最微妙的传递发生在上海租界，一位与宋子文交好的银行家“偶然”透露：“徐先生控制的西南电厂若断供，重庆半数军政机关将陷入黑暗。”
这绝非军事威胁，却是比枪炮更有力的警告。徐渊很清楚，西南作为未来可能的抗战后方，其厂矿产能与运输网络是南京无法忽视的战略资产。何应钦原本计划调遣的西路集团军，其装甲部队的燃油需经川黔公路运输，一旦这条线路因“戒备”受阻，讨伐西安的军事行动将陷入被动。正如宋子文在日记中所写：“西南之态，不可不虑，若逼其倒向西安，内战必无胜算。”
徐渊的每一个动作都像是经过精心计算一般，准确无误地嵌入了西安事变这场惊心动魄的博弈棋局之中。此时的西安，局势异常紧张，张学良正被来自南京的强大军事压力搅得心烦意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