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是民国二十六年（1936）十二月五日，重庆的雾比往日更浓，像化不开的墨汁，将徐家大院的飞檐翘角都浸得发沉。徐渊坐在南山书房里，指尖捏着刚送到的情报，纸页边缘被雾水洇得发潮，上面“委员长昨日飞抵西安，督责西北剿匪”的字样，在煤油灯昏黄的光线下，竟透着几分刺骨的寒意。
他抬手按在眉心，那些从去年夏末开始的片段，像翻卷的潮水般涌进脑海——
一九三五年七月，书房里第一次飘进华北的硝烟味。情报员裹着一身尘土闯进来，递上《何梅协定》的抄件，字里行间“撤出河北、平津驻军”的条款，像一把钝刀，慢悠悠割着他的神经。他当时猛地起身，指尖狠狠戳在墙上的地图上，河北那块淡蓝色的区域，瞬间成了心口的朱砂痣。“日本人这是要把华北剜出去啊。”他对着老周低声说，声音里压着怒火。可怒火没用，他只能连夜拟了三份密电，一份发往上海的商号，让他们把囤积的棉纱、药品往北方转运；一份致安德森，以“华北矿业勘探受阻”为由，暗请梅隆家族向南京递话；还有一份，发给陕北的秘密联络点，告知“货将经晋绥线送抵，注意接应运输”。那时候，他就知道，所谓“外交交涉”不过是南京的缓兵之计，这山河，得靠自己人一点点守。
转眼到了十一月，殷汝耕在冀东挂起伪政权旗帜的消息传来时，徐渊正在钢铁厂的高炉旁。通红的铁水从出铁口涌出，映得他脸上一片灼热，可心里却冷得像冰。高炉轰鸣着，产出的钢材一部分明面上要送南京兵工厂——那是给蒋介石的“投名状”，好换得西南产业的喘息；另一部分则被悄悄截下，拆成零件，混在民用机械里，往陕北运。他看着工人师傅们连夜打磨零件，布满老茧的手在铁件上摩挲，嘴里念叨着“多造点家伙，好打鬼子”，忽然就觉得，这沉甸甸的钢铁，或许就是撑起国运的筋骨。可南京那边传来的，却是国民党五大上蒋介石那句“最后关头”的表态，他当时对着报纸冷笑，“最后关头？再等下去，华北都成日本人的后院了。”
冬雪落下来时，北平的惊雷炸响了。十二月九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呐喊，顺着无线电波传到重庆时，徐渊正对着《渝声晚报》的校样发呆。编辑请示要不要删去学生游行的报道，他指着版面上的空白处，沉声道：“加，用词隐晦些，但要让重庆人知道，北平的学生在替谁呐喊。”当晚，他就让“厚生慈善会”的人备好棉衣和粮食，往北平方向送——那些流亡的学生里，藏着未来的希望，断不能让他们冻着、饿着。也是在那个月，瓦窑堡会议的消息通过秘密渠道传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六个字，让他紧绷的神经稍稍松了些。历史的齿轮，终究没偏得太远，火种还在，就有燎原的可能。
开春后，陕北的消息渐渐暖起来。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的情报送到时，徐渊正在看药厂的磺胺试制报告。他握着那张薄薄的纸，忽然笑了——长征走了两万五千里，剩下的三万多人，都是从血里捞出来的硬骨头。可这份欣慰没持续多久，南京的调令就来了：蒋介石在西安设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三十万兵力压向陕北。他立刻让人查东北军的动向，情报反馈回来的“剿而不剿”四个字，让他眯起了眼。还记得去年十一月直罗镇战役的战报，东北军六千多人伤亡，张学良怕是早已心冷了。他那时就隐约觉得，西北的天，要变了。
六月的两广事变，像是给这紧绷的局势又添了一把火。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举旗“抗日反蒋”的消息传来，徐渊正在上海处理最后一批的资产转移。法租界的咖啡馆里，他听着邻桌商人议论“南京要完了”，指尖轻轻敲着桌面——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早已是强弩之末，连自家阵营都稳不住了。他当即下令，把上海剩下的纺织厂设备、银行存款，尽数往重庆和南洋转移。上海的物价已经疯了，一碗阳春面从五分涨到七分五，法币像纸一样不值钱，再留着资产，怕是要被通胀和战火吞得干干净净。
最让他揪心的，莫过于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这大半年来，他所经营的工厂里，工人们总是怨声载道。老师傅们抱怨着：“工资怎么都赶不上米价啊！”而那些从农村来的学徒们更是满脸愁容地说：“家里都快揭不开锅啦！”
尽管厚生慈善会不断地发放赈济粮，但灾区的消息依然如潮水般涌来。黄泛区的灾民们逃到重庆，他们衣衫褴褛，面容憔悴，只能跪在商号门口苦苦乞讨。那些孩子们饿得皮包骨头，让人看了心生怜悯。
他曾在深夜里独自一人站在厂房外，望着高炉里熊熊燃烧的火光，将半边天都映照得通红。然而，他的内心却异常沉重。钢铁厂日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