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缴一千五百法币的“劳军费”。赵德发起初不乐意，说自己没请他们“保护”，结果第二天一早，工厂的大门就被贴了“涉嫌私藏违禁器械”的封条，停了整整四天工。订单逾期要赔违约金，工人工资得照发，赵德发没办法，只能揣着钱去宪兵队“认错”。

    更难缠的是本地青帮——每个月十五号，总会有两个穿短打的汉子上门，往桌上拍一张黑木牌，说要收“地盘费”，少则八百，多则一千二。有次赵德发想讨价还价，领头的疤脸汉子指着厂外的电线杆：“赵老板，您这机器要是夜里少了零件，或是仓库着了火，可没人帮您喊人。”徐渊后来见赵德发时，他苦笑着说：“徐先生，我这厂子看着是自己的，其实一半是给宪兵队、青帮‘打工’的。”

    外国资本的竞争，则是压垮不少小商家的最后一根稻草。何茂才有段时间常去新街口的绸缎庄做市场调研，认识了老板周世昌。周世昌的铺子开了八年，专卖本地织的绸缎，花色新颖，质量也不错。可从去年秋天开始，斜对面开了家英国洋行，专卖伦敦运来的洋布——颜色鲜亮，洗了不缩水，价格还比周世昌的绸缎低一成。起初还有老主顾来，后来人越来越少。何茂才有次去时，看见周世昌正对着空荡荡的柜台发呆，柜台上摆着一匹他亲手设计的织金绸缎，却连问价的人都没有。“何先生您看，”周世昌拿起洋行的布样，声音发涩，“我这绸缎用的是最好的蚕丝，织了三个月才成一匹，可老百姓就认‘英国制造’，说洋布结实。”没过两个月，徐渊就听何茂才说周世昌的铺子关了门——欠了供货商的货款，还不上，只能把铺子抵了出去。

    这些没背景的民族资本家，为了活下去，只能在权力的缝隙里小心翼翼地“钻营”，徐渊常从不同人的口中听闻他们的无奈。

    赵德发应付地方势力时，也得靠“宴请”铺路。闲暇时听他的伙计说，上个月赵德发在中央饭店订了个雅间，请雨花台宪兵队的张队长吃饭。一桌菜点了金陵烤鸭、清炖狮子头，还开了两瓶进口红酒，光这顿饭就花了六百多法币——够厂里三个工人一年的工资。席间张队长随口提了句“最近要查工厂安全”，赵德发赶紧端起酒杯敬酒：“张队长，您放心，我这厂子每天都查安全，绝不给您添麻烦！要是队里需要零件，您一句话，我免费送过去。”徐渊明白，这顿饭不是吃滋味，是买“平安”——至少接下来一个月，宪兵队不会随便上门找茬。

    还有些更“迫不得已”的选择，徐渊也是从商会的闲聊里听来的。城西开粮行的孙老板，去年把十七岁的女儿嫁给了税务局王科员的儿子。那王科员官阶不高，却管着粮食行业的税收。孙老板之前总被税务局“查账”，今天说账本不清，明天说漏缴了税，折腾得他快扛不住。联姻之后，税务局再没来过，甚至还帮他拿到了“军粮采购”的小订单。徐渊听人说，孙老板嫁女儿那天，躲在书房里喝了一下午闷酒，嘴里反复念叨：“我这不是嫁女儿，是给粮行找个靠山。”

    徐渊知道，像赵德发、周世昌这样的民族资本家，才是南京实业界的大多数——他们没有四大家族的背景，没有外国洋行的支持，只有一颗“实业救国”的初心，却要在官僚资本的挤压、地方势力的盘剥、外国资本的竞争里，像野草一样艰难求生。他们送出去的每一块怀表、摆下的每一桌宴席、甚至牺牲掉的家庭幸福，都不是想攀附权力，只是想让自己的厂子多活一天，让手里的手艺能传下去。可在1935年的南京，这点点求生的念想，往往比秦淮河的浮萍还要脆弱——一阵权力的风刮过，就可能被卷得无影无踪。

    徐渊感慨良多——尽信书不如无书！真是虚妄的“黄金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