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背后是国民政府强烈的文化自觉与政治诉求——即在学习西方的同时，要保持中华民族的主体性。
就比如刚建成不久的几个重要场所。
一个是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这座建筑是“新民族形式”的典范之作。其设计理念是“经济、实用又具有中国固有形式” 。大楼主体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现代建筑，线条简洁利落。但它的屋顶却是蓝色琉璃瓦铺设的大屋顶，屋角微微翘起，呈现出中国传统宫殿的轮廓。入口处有华丽的彩画和藻井装饰，窗户的格栅也采用了传统的纹样。当阳光照射在琉璃瓦上时，闪耀着宝蓝色的光芒，庄重而不失威严。走进大楼，会感受到一种奇特的时空交错感：脚下是光滑的水磨石地面，头顶却是雕梁画栋般的装饰，现代化的办公设施与古典的装饰细节并存，正是这个时代精神的物质体现。
一个是立法院、监察院驻地，位于中山北路105号，同样采用了中国传统宫殿式风格 。主楼顶部的重檐歇山顶，覆以绿色琉璃瓦，廊柱和门窗上饰有精美的彩画。在阴雨天，湿润的空气使得琉璃瓦的颜色更加深沉，整座建筑仿佛是从一幅古老的山水画中走出来，却又稳稳地矗立在现代的马路边。它的存在，本身就在向所有过往的路人宣告着“法统”的庄严与传承。
最后是国民大会堂，作为公共建筑的代表，它同样是“新民族形式”的杰作。这座建筑的主体工程已接近完工。工地上脚手架林立，工人们的号子声与机器的轰鸣声交织——一个拥有巨大内部空间，能容纳数千人集会，同时外观又具备中国传统殿宇气势的建筑如何一步步变为现实，他们内心的激动与自豪，也许正是那个时代建设者们普遍心态的缩影。
除了主流的“新民族形式”，当下南京的建筑风格堪称万花筒，这也反映了社会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
在颐和路公馆区，除了中国风的尝试，还有大量纯粹的西式建筑，如西班牙式、英国乡村式、以及简洁的西方现代派风格——刚建成的司徒雷登公馆就是典型的西式民国建筑 。这些建筑的存在，说明了现在上层精英阶层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全盘接受。可以想见也许会有一场在这些公馆里举行的鸡尾酒会，留声机播放着爵士乐，宾客们用流利的英语交谈，窗外是精心修剪的花园，这与几条街之外的传统民居形成了另一个世界的对比。
还有盐业银行大楼，由着名建筑师庄俊设计，其风格则更偏向于实用的现代主义 。这类金融建筑通常体量巨大，立面简洁，强调坚固与安全感，是城市商业活动脉搏的象征。
在这些光鲜亮丽的现代建筑的阴影下，是南京更为广阔的旧城区和城郊。这里是大量普通市民和外来务工人员的栖身之所。他们的房子大多是砖木结构的老旧平房，甚至是临时搭建的棚户。街道狭窄泥泞，缺乏完善的下水系统。叙事中必须加入对这些区域的描写，才能构成一幅完整的城市画卷。一个人力车夫的家，仅有一间低矮的小屋，四壁漏风，一家几口人挤在一起。窗外就是嘈杂的巷子，邻居的咳嗽声、孩子的哭闹声清晰可闻。这种居住环境与颐和路的洋房所代表的生活，构成了无法回避的巨大反差。
如果说建筑是城市的骨架，那么生活在其中的人及其社会关系便是城市的血肉。1935年的南京，在“黄金十年”光鲜外表的掩盖下，是一个被急剧拉大的贫富鸿沟所撕裂的“折叠城市”。
南京的上层社会主要由三部分人构成：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军队将领，与他们关系密切的大商贾、银行家，以及少数顶尖的学者和外国侨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和社交圈，共同定义了这座城市的“云端”。
他们的府邸多集中在鼓楼以北的颐和路（徐渊和妻子陈舒妍就购买有一处）、傅厚岗、山西路一带的新建公馆区 。这些拥有独立花园的西式别墅，本身就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铺着波斯地毯的客厅，挂着水晶吊灯，壁炉里燃烧着木炭。留声机播放着最新的西洋乐曲，书房里摆满了精装的中外书籍。仆人们穿着统一的制服，轻手轻脚地穿梭其间。他们的日常，是乘坐私家轿车去中央路的政府大楼办公，去中山陵或玄武湖郊游，去大华大戏院看好莱坞电影，或是在中央饭店、国际联欢社举办或参加各种舞会和宴席。上海作为实际的经济和时尚中心 ，其最新的流行款式、商品和娱乐方式，会以最快的速度传递到南京的这个圈层。
他们的消费是惊人的。女性穿着上海最新的旗袍款式，甚至直接从巴黎订购时装和香水。男性则以拥有瑞士手表、德国相机为荣。然而，浮华之下是复杂的精神世界。一些人是怀抱“建设国家”理想的实干家，他们为南京日新月异的建设成就感到自豪，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