赚钱的生意，更是他能握住的、对抗时代风浪的“锚”。

    在徐氏实业的钢铁洪流与远洋帆影之外，还有一股温柔却坚韧的力量，悄然滋养着动荡年代里的民生——那便是由徐渊之妻陈舒妍挂名主理的“厚生慈善会”。陈舒妍出身南洋儒商世家，自幼受陈济晟这位华人领袖人物“达则兼济天下”的家训熏陶，虽不直接插手实业经营，却以“主理人”的身份为慈善会站台，让这份善举多了几分名门望族的公信力；而真正撑起慈善会日常运转的，是跟随陈家多年的嬷嬷兼秘书张萍——这位年近四十的女子，梳着整齐的发髻，一身素色旗袍，做事干练利落，账册记得毫厘不差，走村入户时却能放下身段，与农户、山民唠起家常，一双眼睛总能精准捕捉到最需要帮助的人。

    1935年的华北，春旱连夏，黄河沿岸的麦田干裂如龟甲，麦穗干瘪得能捏出粉末，无数农户守着枯死的庄稼，愁得彻夜难眠。“厚生慈善会”的粮仓，就设在河南开封的一座旧寺庙里，原本空荡荡的大殿被改造成粮囤，黄澄澄的稻谷堆得齐腰高，金黄的玉米编成辫子，一串串挂在房梁上，空气中弥漫着粮食特有的清香。张萍每次来巡查，都要亲自攀上粮囤，伸手插进稻谷堆里，感受粮食的干燥度，再捧起一把，仔细检查有没有霉变、生虫——她知道，这些粮食是农户的“救命粮”，半点不能马虎。分发粮食的日子，寺庙前的空地上排起长队，农户们提着布袋、挑着竹筐，张萍站在粮囤旁，亲手接过农户的布袋，看着伙计们用斗量好稻谷，再帮着把袋口扎紧，嘴里反复叮嘱：“省着点吃，掺着野菜煮粥，能撑得久些。”遇到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她还会多添一升玉米，轻声说：“给娃熬点玉米糊，补补身子。”

    而在江南的水乡山村，“厚生慈善会”的身影则藏在学堂的琅琅书声里。浙江绍兴的一座山坳里，原本破旧的土地庙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三间青砖黛瓦的学堂。张萍亲自从城里请来木匠和石匠，木料选的是结实的杉木，瓦片挑的是防雨的青瓦，连窗棂都要刻上“厚生”二字——不是张扬的匾额，而是细细的阴刻，藏在窗格的拐角处，仿佛在默默提醒孩子们：这份读书的机会，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开工那天，石匠们凿石头的“叮叮当当”声，木匠锯木头的“沙沙”声，在山坳里回荡；竣工时，学堂的门楣上挂着“厚生学堂”的木牌，教室里，新砍的木桌还带着松木香，墨砚是粗陶烧制的，却洗得干干净净，毛笔整齐地插在笔筒里。开学第一天，孩子们穿着打补丁的衣裳，背着母亲缝制的布书包，怯生生地走进教室，当先生领着他们念出“人之初，性本善”时，清脆的读书声穿过窗户，飘过山坳，连村口的老槐树都仿佛听得入了迷。张萍站在教室外，看着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睛，悄悄抹了抹眼角——她知道，这三间学堂，或许能改变这些山村孩子的一生。

    最偏远的，是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在云南大理与四川凉山交界的山村里，“厚生慈善会”捐建的医院，是当地第一座有“电灯”的建筑——那盏挂在手术室天花板上的手术灯，虽然只是简单的白炽灯，却在昏暗的山村里，像一颗照亮希望的星。医院的房子是土坯墙，却刷得雪白，门窗装着玻璃，能挡住山间的寒风；药房里，阿司匹林、奎宁、红药水整齐地摆放在木架上，墙上贴着用汉、彝两种文字写的“看病免费”的告示。医护人员是徐渊从上海请来的医生和护士，他们背着药箱，翻山越岭去给行动不便的老人看病，有的山路上要走四五个小时，鞋底磨破了，就用布条裹着脚继续走。有一次，一个彝族孩子得了急腹症，医生在手术灯下忙了三个小时，终于把孩子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孩子的母亲跪在地上，捧着自家种的核桃，非要塞给医生；还有一次，一位老人得了眼疾，护士每天给他滴眼药水，半个月后老人重见光明，激动地拉着护士的手，用生硬的汉语说：“恩人，恩人！”除了看病，慈善会还从当地选了十几个有志青年，资助他们去北京的医科学校读书，临行前，张萍给每个青年塞了一个包裹，里面有换洗衣物和一本笔记本，扉页上写着：“学成归来，造福乡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