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就在这个月月初，十一月三号，《申报》的主持人史量才先生，就因为报纸上屡屡登载抗日救国的文章，还敢说‘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要求民主，在从杭州返回上海的路上，车子刚到海宁翁家埠，就被军统的特务截住了，连开数枪……”

    “史先生……”陈舒妍听到这里，猛地倒吸一口凉气，手里的书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书页边缘被她捏得发皱。《申报》她从小就看，史量才的名字更是如雷贯耳——那是上海乃至全国都有名的报业巨子，连这样的人都难逃毒手！她嘴唇微张，想说“他们怎么敢”，可话到嘴边，却被巨大的震惊堵得说不完整，只余下带着颤音的几个字：“他们……他们怎么敢？！史先生可是……可是连不少政要都要给几分薄面的啊！”

    “因为他们害怕。”徐渊转过身，火光照在他眼里，让他的眼神显得格外锐利，像淬了光的刀，“他们害怕真理，害怕民众被这些文章、这些声音唤醒，害怕所有人都看清他们‘攘外必先安内’的真面目，害怕不利于他们统治的声音传开来。所以才不惜动用最卑劣的暗杀手段，制造白色恐怖，想让所有人都吓得不敢说话，噤若寒蝉。”

    他走到书桌前，拉开抽屉，取出一份叠得整齐的内部通报——通报的纸张是泛黄的毛边纸，右上角盖着个模糊的红色公章，上面的字迹是油印的，有些地方因为油墨不均显得有些模糊，几处关键数据还用红铅笔圈了出来。他把通报摊在桌上，指尖点在“查禁书刊”那一行，语气里的愤懑压都压不住：“不仅是暗杀，查禁书刊更是到了疯狂的地步。这份通报是上周从上海经理处送来的，上面写着，今年二月，就上海一地，被巡捕房和市党部查禁的社科和文艺书籍，足足有近一百五十种，进步刊物也查禁了七十多种。鲁迅先生的《呐喊》《彷徨》，茅盾先生的《子夜》，现在在市面上根本不敢公然摆出来，连旧书摊都要藏着掖着，怕被抄走。他们这哪里是禁书，分明是想把国人的思想，也一并囚禁起来，让所有人都变成只会听话的木偶！”

    壁炉里的木柴又“噼啪”响了一声，火星溅起，映得通报上的字迹忽明忽暗，也映着徐渊和陈舒妍沉郁的神色，书房里的暖意仿佛被这份沉重冲淡了些，只剩下窗外寒风的呜咽，在夜色里断断续续地响着。

    陈舒妍感到一阵心寒，她想起自己在金陵女大时，同学们热烈讨论新思想、关心国家命运的场景，与如今的万马齐喑形成了残酷的对比。“如此下去，国人岂不成了聋子、瞎子？连真话都听不到了，还谈何救国？”

    “高压之下，必有暗流。”徐渊走到妻子身边，轻轻按住她微颤的肩膀，既是安慰，也是陈述一个事实，“思想的火种是扑不灭的。越是禁锢，有识之士的抵抗便会越坚决。这些卑劣的行径，或许能逞凶一时，但最终只会让更多的人看清他们的本质。真正的救国之声，不会因此而断绝，只会转入地下，以更坚韧的方式传播。”

    他看着窗外沉沉的夜色，仿佛看到了那无声处正在酝酿的惊雷。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坏在当道者之暴虐，好在人心之未死。我们需更加小心，但也更需坚持我们该做之事。无论是振兴实业，还是保存文化火种，都是在为这个民族的未来，留下一点希望。”

    陈舒妍依偎在丈夫身旁，从他坚定的话语和沉稳的气息中汲取着力量。窗外山风依旧，但夫妻二人心中对这片土地未来的信念，却在这寒冷的冬夜里，彼此温暖，愈发坚定。他们知道，在这文化凋零的严冬之下，守护一份清醒与良知，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