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提交的“年度答卷”彻底击碎了南洋精英的期待。徐渊清楚记得，1932年淞沪会战期间，南洋华侨曾自发组织募捐团，短短三个月募集捐款超千万元，甚至有富商变卖祖宅购置战机支援前线。可国民政府的回报，却是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时的妥协退让，以及后方官员借“抗战筹款”之名中饱私囊的丑闻。那些曾怀揣“建国理想”的侨商，逐渐看清了这届“管理层”的本质：蒋介石集团将“剿共”置于“抗日”之上，如同企业将内部权力斗争凌驾于核心业务发展，而各级官员的腐败则像不断侵蚀利润的“内部蛀虫”，让“投资侨民利益”的承诺沦为空谈。
更让南洋精英警惕的，是国民政府对地方势力的失控。陈济晟提到，去年南洋富商李光前考察西南时，亲眼目睹湘军与桂军在湘桂边境对峙，而南京政府不仅无力调停，反而借机向地方摊派“剿共军费”。这在徐渊眼中，恰是“公司治理失效”的典型表现——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导致政策无法落地，资源被内耗分流，就像一家母公司无法管控分公司，却要求投资者持续注资填补窟窿。
于是，南洋精英开始调整策略：他们不再将资金直接汇入南京国库，转而选择“定向投资”——资助福建马尾船政学堂培养海军人才，捐赠款项修建滇缅公路，甚至私下与粤军将领建立联系。这种分散投资的逻辑，本质上是在为“风险资产”设置安全垫，既保留与南京政府的合作窗口，又为自己预留更多后路。
徐渊抬眼看向窗外，远处轮船的汽笛声混着街头的叫卖声，构成一幅看似平静的时代图景。但他知道，南洋精英的每一次选择，都在悄然影响着历史的走向——他们不是单纯的政治投机者，而是在时代洪流中，用商人的理性计算着生存与发展的边界，而这些看似细碎的抉择，终将在未来汇聚成改变国家命运的力量。
徐渊正代入南洋华人对思维模式分析着，蓦地，陈济晟似乎想起了什么，将茶杯重重顿在桌面，瓷杯与木桌碰撞的脆响打断了徐渊的思绪。“前几日新加坡商会聚会，有人提及汕头那边有赤色分子活动，在座各位脸色都变了——谁也不想自家辛苦几代人积累下的橡胶园和其它产业哪天被‘分’了去！”岳父的语气里满是忌惮，指节因用力而泛白，显然对“共产”二字深恶痛绝。
徐渊握着茶杯的手微微一紧，指尖感受到杯壁传来的凉意。他完全理解这种恐惧，却无法像岳父那样将其简单归为“赤色威胁”。在他的认知里，南洋精英对红军的排斥，从来不是国民党几句宣传就能煽动的，而是刻在阶级基因里的本能反应。就像岳父在苏门答腊拥有三座橡胶园，手下雇着上百号工人，每年靠着橡胶出口赚取巨额利润——共产党“消灭剥削”的纲领，在他眼中不是抽象的政治口号，而是会直接冲垮他毕生基业的洪水猛兽。
徐渊甚至能想象到，当岳父听到“打土豪分田地”时，脑海里浮现的不是阶级解放，而是自家账本上的资产数字，是种植园里挂着的“陈记”木牌被砸烂的场景。这种根植于利益的恐惧，远比民族情感更能左右人的选择。
“国民政府那边总说苏区是‘人间地狱’，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陈济晟又补充道，语气里多了几分不确定，“虽说未必全信，但去年有个从赣州过来的商人，说亲眼见着红军把地主的田契全烧了，还把商铺分给了穷小子——这要是真的，咱们这些人哪还有立足之地？”
听到这话，徐渊心里轻轻叹了口气。他清楚，岳父口中的“真相”，不过是信息不对称催生的认知偏差。1934年的南洋，能接触到中共真实主张的人寥寥无几。
国民党的报纸上，红军永远是“共产共妻”的妖魔形象；而那些从国内逃出来的地主、商人，又带着自身的阶级偏见，添油加醋地描绘苏区的“恐怖”。南洋精英们就像被蒙住双眼的投资者，只能依靠这些扭曲的信息来判断“红军”这个标的——既看不到苏区土地革命背后农民翻身的真实图景，也不知道中共正在酝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无法预见长征将如何重塑中国革命的格局。他们眼中的“做空”，看似是理性的风险规避，实则是被局限的认知所困。
徐渊张了张嘴，想跟岳父解释些什么，却又把话咽了回去。他知道，此刻任何辩解都是徒劳的——没有亲眼所见的事实，没有足以颠覆认知的证据，仅凭自己的几句话，根本无法打破阶级与信息筑起的高墙。就像岳父永远无法理解真正穷人生存的艰难，南洋精英也很难相信，共产党的纲领并非要摧毁一切，而是在为另一种未来铺路。徐渊只能沉默地看着岳父，看着他因焦虑而紧锁的眉头，心里清楚，要改变这一切，还需要等待历史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