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坡设总督府，荷兰人在巴达维亚立殖民当局，我们头顶上始终悬着别人的规矩。经济好的时候，他们需要我们的矿砂、橡胶去填欧洲的工厂，需要我们的商号去疏通当地的贸易，便把我们当‘会下金蛋的工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一旦欧美市场一波动，橡胶价格跌了，锡矿销路窄了，他们要填补财政亏空，最先开刀的就是我们——要么加征‘华人特别税’，要么借口‘规范市场’收回开采权。更阴的是，一旦土着社群对生计不满，他们还会暗地里煽风点火，说‘是华人抢了你们的饭碗’，把矛盾都引到我们头上。前两年马来亚的排华骚乱，根子不就在这吗？”

    “那岳父与南洋的各位侨领，面对这般局面，又是何以应对的？”徐渊往前倾了倾身，目光紧盯着陈济晟，显然对这份“夹缝中的生存之道”极为关切。他知道岳父能在南洋立足数十年，甚至将生意版图从马来亚扩到荷属东印度，绝不止靠“勤奋”二字。

    陈济晟迎着女婿的目光，缓缓抬手，指尖在茶台上那张南洋舆图的侨社标记上点了点，目光渐渐深邃起来：“生存智慧，说穿了就四个字——‘扎根与联结’。”他顿了顿，声音里添了几分郑重，“先说扎根。我们在每个埠头都建宗亲会馆、同乡会，广东人有广肇会馆，福建人有天后宫，哪怕是刚下南洋的穷小子，只要报得出家乡的地名，会馆就管他的吃住，帮他找活计。就靠这份‘同乡情’，把散在各处的华人拧成一股绳，互通声气，互相扶持——谁家的商号被殖民者刁难了，会馆出面联名交涉；谁家在土着社群里受了委屈，同乡们一起上门说理。”

    “再说联结。”他又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润了润喉，继续道，“生意上，我们从不单打独斗。你开锡矿，我就办冶炼厂；你种橡胶，我就开收购行；你有船队，我就做报关行。从原料到生产再到销售，尽量自成体系，能不依赖殖民者的渠道，就绝不依赖。这样一来，哪怕他们断了我们一条路，我们还有自己的活路。”

    说到这里，他看向徐渊，眼底多了几分赞许：“更重要的是，我们都懂‘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道理。南洋的局势终究是别人的地盘，保不齐哪天就变了天。所以这些年，不少侨商都会把部分资金分散投资——有的汇回国内，在上海、广州买些地产；有的投向欧美，做些稳妥的金融生意。”

    陈济晟轻轻地抿了一口茶水，然后放下杯子，继续说道：“你还记得吗？前年你开始负责一部分寰宇贸易公司的业务，并且在伦敦和纽约的金融市场上大放异彩！那时候，有不少侨领都非常信任你，他们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钱交给你去运作。这说明你的能力和信誉都是得到大家认可的。”

    他顿了一下，接着说：“后来宋子文他们却使出了一些卑鄙龌龊的手段来排挤你。我是看不下去，所以就带头撤资了。没想到这一举动竟然让我们躲过了那个草包的瞎折腾，避免了一场可能会带来重大损失的危机。”

    陈济晟感慨地说：“说到底，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给家人、给同胞们留一条后路啊！如果我们不及时采取行动，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茶室里静了片刻，只有江风掠过窗棂的轻响，与茶台上袅袅升起的热气交织在一起。徐渊望着舆图上密密麻麻的侨社标记，指尖轻轻叩了叩桌面，似是在细细琢磨这份“扎根与联结”的生存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