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上，他定下了调子：

    “王泽所部，于抗战有功，于国有大功。现今其于后方赈济民生，虽手段…略显特立独行，然其心可悯，其行于稳定大局有益。”

    “值此非常时期，当以团结抗战为重。只要他不公然悬挂异帜，不武装割据城市，可暂观其效。”

    “至于经济事务…可着经济部派人，与之…接触，给予适当指导，或可委以‘经济顾问’之类名义，加以笼络，晓以大义。”

    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实则充满了无奈和警惕。

    他既享受王泽此举缓解了后方巨大民生压力、避免社会崩溃的好处，又清醒地认识到这是在挖他的统治根基。

    但动用武力解决？他不敢。

    只要想起军统呈报的那些情报，护卫队不仅坐拥两个航空师，近千架飞机，更有一种神秘武器，已让数头小岛国师团长不明不白地殒命，常开心便觉得脊背发凉。

    他只能隐忍。

    甚至，他还得主动抛出橄榄枝，试图用“经济顾问”之类的虚衔，将王泽及其产业纳入体制框架内，以便监控与笼络。

    于是，山城方面对“王氏商行”保持了诡异的沉默，非但未加干涉，反而暗中示意各地，不得强行干预，静观其变。